“利益延伸到哪儿，民主就跟到哪儿”

在欧美国家许多地域，民主参与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选民文化程度呈现出正相关联系。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公民民主意识反而更强，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更高。 Reuters

中国人如何看待民主？中国基层民主是政府执导的“政治秀”，还是切实之举？中国穷乡僻壤用算盘统计出来的简陋选票，究竟价值几何？如果把“瑞式”民主移植到中国土壤，会生长出怎样的果实？

近几十年间，无论是欧洲诸国还是美国，都在不断探索基层民主的创新之道。有趣的是，欧美眼中民主的荒芜之地－中国，也在基层民主方面屡屡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

由瑞士国家重点研究项目“21世纪民主之挑战”主办的“中国及他国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国际论坛日前在瑞士召开。十余位来自中国、美国、荷兰等国高校及研究院政治学学者齐聚苏黎世，探讨中国基层民主话题。在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任中平教授看来，中国目前的民主仍然和个体利益息息相关，中国人现有的民主需求仍以眼前现实的经济利益为主。“民主随着利益走。利益延伸到哪里，民主就跟到哪里，”他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说。

任中平

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四川省政治学会副会长，西华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哲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中国人熟悉瑞士推崇并实践的直接民主制度吗？

任中平：实际上中国媒体对瑞士政治体制或公投议题的介绍极其匮乏，近几年最为人熟知的当数听上去像是一场“政治秀”的“无条件基本工资”动议，也就是每位瑞士公民每月能无条件领取1.6万元人民币的基本工资。但这一动议却被瑞士公民高票否决，这一点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我身边的中国朋友们对瑞士公民的政治素质赞赏不已。

但有意思的是，这次来瑞士拜访交流的欧美中各国政治学者表现得反而冷静克制，他们都会审慎地把瑞士直接民主制度称为“一个特例”，而并非“楷模”：它值得观摩，但无法效仿，更不能生硬地移植嫁接。我个人看来也的确如此，此类全国范围的公投很难复制到其他国家，其现实结果很难预料。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不少人把中国无法采用直接民主制的首要原因归结于过于庞大的人口问题。那么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过类似的“直接民主试验”吗？

任中平：中国在基层民主实践中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直接民主。实际上，自1987年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中国一直在在村庄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而且上个世纪末在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还出现过全国第一个直选乡长的实例 。当地曾发生过有一位乡级纪委书记因疑心自己的职务变动与乡党委书记暗中作祟，竟然用手榴弹将书记炸死在乡政府办公室里。

表面上看这是个人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基层干部任免制度的痼疾。为了改革原有干部选拔体制的弊端，1998年底，时任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在没向上级请示的前提下，“刻意”选择地域较为偏远、信息相对封锁的步云乡进行了一场“直选乡长试验”，这当时在全国乃至国外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瑞士资讯swissinfo.ch：网络上许多声音认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缺乏参政能力。从那次试验来看，果真如此吗？

任中平：正好相反！那一年的自荐参选者中近七成是普通干部、村民，其中包括一位中学化学老师以及农民企业家等构成的民间多元化力量。不仅如此，选举委员会还向全乡4200多名在外地打工的选民发信，吸引了500多人专程回乡参与投票。还有人专门赶飞机从广州回到家乡参加选举。最终全乡的1.1万余选民中，除去外出务工未归的人，参选投票率高达67.39%。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既然那次直接选举试验既然如此成功，怎么没能推广到全国呢？

任中平：这也是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一点。尽管这次试验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但实践结果表明，直接民主向上推进，便会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因而最终还是“昙花一现”。那次具有直接民主色彩的选举，改变了乡长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是一次大胆的创新探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这种直接民主模式与现行法律有冲突，在政治上尚未得到官方高层的正式认可，很快就有人在中国《法制日报》上撰文批评此次选举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注：据宪法第101条规定，乡镇长应由同级人大代表大会间接选出，不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所以，后来在2001年的换届选举中，当地就采取了变通的策略：先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乡长候选人，再由乡人大代表会议进行依法选举。

戏剧性的是，第一次直选出的步云乡乡长谭晓秋在这次换届改选中，再次以相对多数获得连任。这说明基层老百姓有强烈的民主诉求，中国基层选举制度变革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此后，四川省基层民主发生了转向，又开始了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探索。到2005年，四川省又将试点工作扩大到全省18个市(州)和30个县(市、区)。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与其它省份相比，四川只是个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的农业省份，听上去反而在基层民主方面显得尤为活跃。

任中平：这也是让许多国外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在欧美国家许多地域，民主参与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选民文化程度呈现出正相关联系。

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公民民主意识反而更强，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更高。就连中国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公民，在参政积极性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认为，农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对民主毫不关心，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尽管许多一线城市居委会在号召市民参政议政上采用了多样化、现代化的动员方式，但收效甚微，投票率比穷乡僻壤的农村居民低得多。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为什么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参与程度上会存在那么大差异呢？

任中平：说到底，民主不是仅仅靠由上至下的宣传动员就能实现的，它必须和利益挂钩。

拿四川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四川的经济、文化发展都相对滞后。尤其是在改革初期，整体以农业经济为主，当地人赚钱门路有限，大部分政策议题－土地产权、农民负担、种子改良、水利修缮、生猪税……只要涉及钱的，对他们来说都很敏感。因此，经济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更希望直接参政。

此外，乡村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农民，一旦干部贪腐，干群矛盾会迅速膨胀激化，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即使不满，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对付这些问题，对领导腐败的容忍度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展良好的广东和浙江都先后效仿过四川公推选举模式，但很快就戛然而止的原因。

另外一个关键动因就是地方政府及领导人民主改革的动力截然不同。在经济效益高的省份，当地领导的政绩优劣可以借助经济指标－譬如税收得以体现，而那些贫困地区的领导只能通过推动基层政治改革的政绩，以寻求个人政治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人脱离贫困、解决温饱才不过几十年，现在许多公民的民主需求仍然以实现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主，他们选举或参政的动力主要取决于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因此，在中国发展民主不能只搞选举，民主必须与民生结合起来。所以中国近年来在推动基层民主实践中，不仅要继续巩固和完善民主选举，同时也积极推进民主治理，即提高和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这一观点也是我这次参会发言的主题。总之，一句话：民主随着利益走。利益延伸到哪里，民主就跟跟随到哪里。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在您看来，瑞士的直接民主制不适用于目前的中国？

任中平：直接民主不是点石成金的试金石。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与生俱来、难以规避的两面性。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各种民主制度进行了大量回溯性的反思，大家达成的共识在于：

在一个施行直接民主制度的国家内部，需要具备很多的现实条件约束，如果存在一些顽固的宗教势力、军界力量或民族势力，那么就很可能会利用特定事件或契机在短期内迅速扩张崛起，借助“直接民主”这一利器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当年德国的希特勒可以通过全民公投招揽人心、最终利用公投结果夺权一样，一旦直接民主在中国沦为藏独、疆独势力的工具，势必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造成威胁。

英国退欧公投也暴露出直接民主的另一弊端：是不是所有事务都适合借助直接民主的渠道来决定？由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经验很少，因此很多中国人误以为积极参与一切政治事务才叫民主，实际上那是一种非正常的民主状态。常态的民主是什么？就是真正了解自身的利益在哪里，参与和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民主仍然依赖利益驱动，绝对不可能保证所有人对所有议题都有同样的热情。因此，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直接民主比较适合于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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