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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对比


西行半世纪后,西藏孤儿面对新的世界


作者:Veronica DeV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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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ol Gyalzul孤儿院里的孤儿参加活动 (Children's Charity Tendol Gyalzur)

Tendol Gyalzul孤儿院里的孤儿参加活动

(Children's Charity Tendol Gyalzur)

1963年,孤儿杰素丹珍随着西藏移民潮来到欧洲。30年后当她在西藏创办第一所孤儿院时,一切又回到原点。不过她注意到,如今面对她故乡的是些完全不同的问题。

“我们开办(孤儿院)的时候,情况对儿童很不妙,”杰素丹珍儿童慈善院的创办人杰素丹珍透露。婚后随瑞籍藏裔丈夫从德国来瑞士生活的她,如今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了瑞士和西藏,她对自己故土的情形了如指掌。

“现在经济状况好多了,可背后的情况却已发生变化,”她表示:“食物、医药、基本经济问题不常有了。如今我们却会遇到更多的心理问题。”

这些及酗酒等其它问题,伴随着西藏迅速发展的经济而深化;因为家庭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所以当小孩父母负担不起时,远亲代为抚养的情况不多了,结果便是儿童首次面对被抛弃的命运。

拉萨杰素丹珍儿童慈善院 (Children's Charity Tendol Gyalzur)

拉萨杰素丹珍儿童慈善院

(Children's Charity Tendol Gyalzur)

剧变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比·巴耐特(Robbie Barnett)的说法,人口从村庄流入城镇,是这一社会文化剧变的中心。

“汉人大量为经济注入资金,人们手里的钱比以前大大增加,”他说:“许多(农村)人离开农场去城里赚外快……我的印象是,他们在建筑工地上做些非常简单的苦力活,却同他们的家人分开,而且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家族单位被打破,以前这在西藏还不很多见。”

而且巴耐特补充道,一种新经济围绕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钱滋生起来,经常涉及饮酒、赌博和嫖娼-这一切对不幸卷入的儿童来说都是灾难。

因此,杰素丹珍表示,西藏对她的服务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长,令她花在来瑞士筹集孤儿院赞助与资助人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需要帮助的孩子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在减少,”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感激与幸运

半个世纪前,杰素丹珍自己也是个孤儿,被从数百名西藏孤儿中挑选出来,逃离与中国的冲突来欧洲生活。

此前4年,即1959年,发生了反对汉人的首次大规模武装活动,以14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结束。8万多藏人追随他出国,数千人逃往西方。西藏难民外流一直未曾停止,瑞士拥有着世界第三大海外藏人社区,仅排在印度和美国之后。

杰素丹珍到德国后,住在佩斯特拉齐儿童村的一家寄宿家庭里。这所为儿童及家庭提供的社区就位于德国康斯坦茨附近。

当时给她留下的最深刻记忆,都与被移植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后遭遇的奇事与磨练有关,比如吃太多复活节巧克力以致生病;受邀与慕尼黑市长共进午餐,吃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粗面饭;承受来自德国儿童的种族诬蔑。

她在德国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基督教价值观,这使她想回到西藏帮助那里的人;然而她强调,她的工作包含多种信仰。

“我即不算基督徒也不算佛教徒-我的宗教是给小孩儿擦鼻子,”她微笑着说道。

杰素丹珍儿童慈善院

20年前,杰素丹珍在拉萨附近的堆龙村开办慈善项目,建立了西藏的首家孤儿院。在孤儿院扩建后,她又在香格里拉开办了另一处院址,同时还在理塘为牧民儿童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几处分院一共收留了大约120名儿童。

孤儿院的运转依靠志愿者和赞助人提供的资金与帮助,它还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设有基金会分支。

‘帮助与保护’

在孤儿院选择收养的儿童时,杰素丹珍有意把标准定得很不精确。

“这个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与保护吗?如果需要,我们就收,”她表示:“无论孩子的肤色、种姓、宗教或出身。”

而且她深信,当初收留她这个孤儿的人也抱着同样的标准,关心的只是她和其他被带到西方的孩子的福利。

“我不希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有任何负面曝光,”她强调:“我请求别质疑他们的动机;我们对他们所有人都心存感激。”

杰素丹珍感到有必要强调这一点,部分原因出于最近的媒体报导与被披露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当初因解放军入藏而办的流离失所儿童重安置计划,把一大批孤儿送来瑞士,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根本就不是孤儿,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还在故乡。

尽管瑞士媒体,尤其是《新苏黎世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质疑孤儿重安置计划背后的动机,提出达赖喇嘛由于想利用这个机会创造一个海外藏人的精英阶层,从而不顾孩子父母的希望。杰素丹珍认为,她被选去德国可能是出于更基本的原因。

“送去欧洲的儿童必须健康聪明,以便从教育中获益,”她指出:“这就是我们被选中的原因。我认为,说那只是些精英儿童或政客的儿童,这说法不一定对-我们被选上,因为我们身体健康、头脑聪明,因为有可能学有所成。而且我们的身体还得足够好,才能经得起长途旅行。”

她丈夫杰素罗桑图津(Losang Tsultim Gyalzur)1972年从西藏来瑞士,他反复表示,无论他们在西藏的父母是否还健在,被送到欧洲的这些难民儿童都异常幸运。

“我们都是难民,”他指出:“即使我们有父母,他们也养不起我们。”

杰素罗桑图津和孤儿们在一起 (Children's Charity Tendol Gyalzur)

杰素罗桑图津和孤儿们在一起

(Children's Charity Tendol Gyalzur)

逐渐建立信任

为了能够实现收养所有需要帮助的儿童这一承诺,杰素丹珍已先后几次扩建孤儿院,甚至还开办新址。她找到了同当地人-包括汉人-合作的方法,以使梦想成为现实。她向他们对项目的信任、好意和帮助表示感谢。

“我们在西藏开展工作之初,我曾有过艰难时期,因为我把汉人看作敌人,”她坦言:“后来,我得以把这些敌人变成朋友。这需要很多时间,和难以想象的理解与自省。”

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也需要时间-他们曾经向汉人扔石块,咒骂他们,但现在把他们当中的许多看作“叔叔”“阿姨”,同是大家庭的一部分。

经过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杰素丹珍觉得,她的孤儿院已经成了文化和解的标志,和许多宗教与文化可做的努力的某种象征,如果愿意团结一心帮助儿童。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她的工作曾经因为她来自西藏而变得有些复杂。

“对他们来说,在西藏办孤儿院是个非常非常陌生的概念,”她回忆说:“而且我是个海外藏人-看看我的护照,我甚至算瑞士人。这令在西藏办事变得更加困难。你必须在信任的基础上做事,因为这个社会大量依靠关系。”

瑞士的西藏孤儿

自1960年起,瑞士商人查尔斯·埃希曼(Charles Aeschimann)开展宣传,把解放军入藏造成的孤儿从西藏带到瑞士,交给收养家庭抚养。这些儿童中大多数已逃至印度,他们的父母(若仍健在)则试图在建筑业找工作。由于无钱养活,他们被寄养在往往条件肮脏的孤儿院和儿童之家里。

那些被选去西方的儿童多去了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等国。把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仍健在的孩子送去西方生活,围绕这种做法的对错一直就存在着争议。

瑞士制片人乌力·梅耶(Ueli Meier)的2013年电影《提比与他的母亲们》(Tibi und seine Mütter),通过一位西藏孤儿的经历探索了这个问题。

众人的母亲

孤儿院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孩子们在社会上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技能,这样他们日后可以独立。杰素丹珍最近与她几个儿子合办的项目,就是在孤儿院附近办起一家啤酒厂和餐馆,给想学习一技之长的孤儿们提供学徒机会。

孤儿院本身不提供正式教育,孩子们去西藏公立学校读书,但把杰素丹珍、她丈夫和其它保育员看作家人,孩子们永远可以回到他们身边。

而她也把每位孩子视如己出。

“到他们结婚时,我们会受邀作为父母参加婚礼,现在我们已经有了8、9个孙子孙女,还参加过很多很多婚礼,”她笑起来:“我丈夫和我可不能老,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孩子-这当中还有汉人子女和孙子女。”

当她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大家族一起学跳传统舞或做大餐的照片时,她停下来思考已经实现的一个目标-利用在德国和瑞士的经验,来为她的祖国做些有益的事。

“现在,我们实现了50年前送我们去欧洲的人的愿望与梦想。”


(翻译:小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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