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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国际 列宁在瑞士(上篇)

十月革命

1917年10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的起义。

(Imagno/Getty Images)

谨以此文纪念一百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无论新时代的人们是否关注、以怎样的视角关注,那里发生的事件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如果探寻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瑞士无疑是个绕不开的地点。正是在伯尔尼附近的一处僻静山村里,意外萌发了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第三国际。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战争,它的漫长与惨烈击碎了一切狂热和幻想。生命在堑壕、弹坑和铁丝网的缝隙间挣扎,等待着被机枪、毒气和坦克碎成肉酱;民众即使没有流离失所,也在短缺、失业和通胀的恐怖之网中无法自拔。英国外相格雷绝望地预言:“全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见它们重新燃起了。”

然而,历史还要继续,光明并未永逝。1915年9月5日早上,和煦的阳光将伯尔尼轻轻唤醒。尽管距离火线只有百余公里,尽管各国在此编织着复杂的情报网络,瑞士首都表面上一如往日般安宁有序。礼拜日的街道上行人寥寥,一列有轨电车正徐徐驶过。空气中飘来大教堂的钟声,提醒人们去为和平的恩典祷告。

在钟楼不远处,谷仓旧址背后的兵器库街9号,有一座朴素而坚实的建筑--“人民之家”(Volkshaus)旅馆,它是当时作为左派活动据点的无数同名机构之一。瑞士最早的“人民之家”1893年发端于此,但很快就不堪使用,重建后于1914年10月开业。此刻,大堂内聚集了许多外国鸟类专家。这次田野调查的组织者、34岁的瑞士人罗伯特·格里姆正忙着招呼他们。

格里姆是“人民之家”的常客。这位金属工之子早年是排版工,18岁加入瑞士社民党,如今已是联邦议员和伯尔尼州党主席。格里姆热衷于社会运动,多次作为代表参加第二国际会议,在左派圈内颇有名气。“考察鸟类”只是他掩人耳目的说辞,真相是一场秘密集会。

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欧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的早期发展,社会矛盾较19世纪有所缓和,社会主义政党成分变得复杂,工人运动的斗争性开始减退。不过,在列强剑拔弩张的日子里,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无产阶级仍是最具影响的和平力量。1907年在斯图加特,1910年在哥本哈根,1912年在巴塞尔,社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大会上多次声明,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

谁料,当枪声响起,爱国热情让人很快忘记了诺言:德国社民党倒向“城堡和平”,法国社会党加入“神圣同盟”,英国工党加入政府,奥地利社民党也接受了战争。他们赞成军事拨款,号召停止罢工,抨击敌国同志为侵略者的帮凶,以“防御性战争”为自己辩护。甚至,当德军占领中立国比利时,迫使第二国际执行局从布鲁塞尔迁往海牙,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也站到了协约国一边。轰轰烈烈的国际工人运动就这样濒临瓦解。 

伯尔尼“人民之家”旧址

伯尔尼“人民之家”旧址

(他山未眠客)

格里姆开始清点人数。报名的有38人,来自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瑞士、波兰、法国、瑞典(挪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荷兰,包括4名女性。英国工党代表由于政府拒发护照未能到会,奥地利社会党少数派为避免扩大裂痕而缺席。德国人数虽众,但反战最坚决的卢森堡已被捕入狱,李卜克内西也被强制征召,只能以一封贺信表达支持。

第二大群体是俄国人。在野蛮而腐朽的专制统治下,他们的革命性普遍较强。赫尔岑、巴枯宁、涅恰耶夫、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许多俄国流亡者来到瑞士寻求庇护。188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与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后者1898年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可惜,关于组织形式的分歧在1903年党代会上爆发,导致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和“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尽管该派事实上处于少数)”。

今天,两派的领袖再次聚首:一边是大胡子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另一边是矮小、谢顶、山羊胡的列宁和他的助手季诺维也夫。双方原本是亲密的战友,共同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也都置身于无尽的流亡。颇具学者风范的托洛茨基也从巴黎赶来。他的革命理念接近布尔什维克,但与孟什维克共同反对列宁的“集中制”主张,因此徘徊于两派之间。

Dani Mangisch扮演的列宁(最上面)乘坐火车从苏黎世前往圣彼得堡。

(sda-ats)

即使真理只有一个,左派思想也从未走出五花八门的状态。不过,面对普列汉诺夫举起护国大旗,他们至少找到了共同点:反对这场建立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之上的战争。

战争不仅使不同国家的左派反目成仇,也在各国左派内部制造分裂。不同于随波逐流的大多数,少数反战的有识之士需要一个新的舞台。这个舞台不可能由以正统自居的第二国际或交战国提供,希望来自中立国。

1914年9月,瑞士社民党与意大利社会党在卢加诺会议。会后,意大利代表欧蒂诺·莫加里赴各国游说,虽遭第二国际和法国社会党反对,但意大利社会党1915年5月支持召集反战会议。格里姆向瑞士社民党申请支持主办会议,获得了在私人层面开展行动的默许。

1915年7月11日,格里姆在“人民之家”召开准备会,莫加里、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娃、阿克雪里罗得、季诺维也夫等参加。他们决定尽快召集各国代表会议,由巴拉巴诺娃负责筹备工作。她是来自俄国而活跃于意大利的左派,也是列宁的好友。

8月26日,格里姆向各国左派代表发出邀请:大会将于9月5日上午10点在伯尔尼“人民之家”开幕,并将在附近乡村举行。为防止警察和情报人员的阻挠,格里姆没有通知具体地点。

“人民之家”不宜久留。与会者全部到齐,格里姆立即宣布出发。众人穿过旧城区,走向西南方的艾格广场,那里已有马车等候。托洛茨基嘲讽般地回忆说:“在第一国际成立半个世纪后,国际主义者可以装下四辆马车了。”

登车前,格里姆宣布道:“同志们,我们前往齐美瓦尔德。”

伯尔尼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一片丘陵的尽头,这丘陵的第一处突起是古尔腾山,往南不远便是齐美瓦尔德所在的山岗。它距离瑞士首都12千米,海拔约840米。在19世纪旅游业兴起之前,六百个山民在这里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为迎接外来游客,村里建起了一座包膳的“悦居客栈”(Beau Séjour)。格里姆看中此地既临近伯尔尼,又远离交通干线,既可以获得食宿保障,又能够避免引起注意,是举办秘密集会的理想地点。

马车沿着山间小路缓缓前行,速度并不比步行快很多。左侧可以俯视阿勒河谷,清澈的激流穿过小镇贝尔普的郊野,那里不久后将变成飞机跑道。右侧是绿油油的牧场,牛羊三五成群,铃声若隐若现;晶莹的雪山从远方升起,与天边的云朵融为一体。旅客们语言虽不完全相通,依然能够谈笑风生。不知车队过处,是否留下了“英特纳雄耐尔”的豪迈余音?

45岁的列宁没有丝毫懈怠,他若不是在向邻座讲演,便是在思索辩论策略。布尔什维克的灵魂人物虽有些小贩的气质,但如炬的目光、犀利的演说和昂扬的斗志造就了世上最卓越的推销员。战争爆发时,列宁在奥匈帝国的西里西亚被当作敌侨拘捕。获释后,他本拟流亡瑞典,但无法穿越德境,因此改道瑞士。1914年9月5日,他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辗转来到伯尔尼,并在格里姆安排下获得了居留许可。列宁对这里并不陌生,克鲁普斯卡娅1913年曾在小岛医院接受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特奥多尔·科赫尔的甲状腺手术。

格里姆的本地影响力不容忽视,列宁几天后拜访了他主持的《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编辑部,结果却是一场激烈的争执。格里姆的立场接近“中间派”,主张议会辩论和工会斗争,对革命敬而远之。为了国防大计,他同意瑞士社民党与资产阶级合作,并在议会为增加军费投了赞成票。在列宁看来,格里姆“沉醉于小市民国家政党的狭隘关系中”。既然“无产阶级皆兄弟,不应再有祖国”,眼前的战争就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抵制。

况且,布尔什维克绝非和平主义者,而是秉持更加激进的主张。列宁坚信:暴力革命是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战争已在各国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因此,工人和士兵必须将矛头转向剥削阶级,将“国际战争转变为各国内战”,掀起一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鉴于第二国际实已破产,当以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故有“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

可是,哪怕在左派内部,这样的主张仍显得极端和虚幻。列宁在伯尔尼的同道很少,除了一起流亡的季诺维也夫,只有短暂来访的好友(一说亦是情人)伊涅斯·阿曼德。在拮据而沉闷的日子里,列宁除了撰稿和演说以维持生计,便是埋首于瑞士国家图书馆、伯尔尼城市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推敲革命理论,为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整理素材。他喜欢在离家不远的布雷姆加滕森林散步,亦流连于“人民之家”,为自己的主张争取更多信徒。无论是1915年3月由蔡特金主持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还是4月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他都在附近遥控指挥,试图对会议进程施加影响。

列宁没有获得1915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和平会议的邀请。当听说格里姆召集会议的计划后,列宁的态度起初也有所保留。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次会议既是对第二国际和左派多数的公开叫板,也是布尔什维克在国际场合扯起革命大旗、倡议第三国际的宝贵机会。即使不能成功,也必须分化左翼势力,防止领导权落入考茨基和王德维尔得之流的手中。

由于列宁6月携身体不适的克鲁普斯卡娅前往索伦贝格休养,季诺维也夫作为代表参加7月11日准备会。他要求扩大参会范围,将“第三国际的原则”纳入议题。结果可想而知,多数代表予以拒绝,认为会议目的“不是要组成新的国际,而是呼吁无产阶级统一和平行动,将工人阶级重新带回历史使命”。但列宁没有放弃,继续完成了大量准备工作。9月4日晚上,他在“人民之家”召集左翼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他和卡尔·拉狄克分别起草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拉狄克是生于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因立场激进不容于德国社民党。他的草案根据列宁的意见作了修改,获得左翼通过。

列宁在伯尔尼的两处住所

列宁在伯尔尼的两处住所,均在Länggasse区,左为Distelweg 11号,右为Seidenweg 8号

(他山未眠客)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考察团抵达齐美瓦尔德。一座小教堂,数十间民居和农舍,错落在森林和草场之间,便构成了山村的全部。“悦居客栈”位于村中心,包括三座建筑物:主楼有三层,楼下是会议室;客房楼有五层,列宁等多数人员在此居住;道路对侧还有栋配楼,包括餐厅和几间客房。

稍事休息,会议于下午4时正式开始。经过推选,保加利亚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康斯坦蒂诺·拉萨里和格里姆组成会议主席团,两位女士--巴拉巴诺娃和荷兰左派诗人罗兰·霍尔斯特担任书记。

会议包括十项议题,其中有三项为核心内容,分别是:六、各国形势报告;七、无产阶级的和平行动;八、创建一个行动中央。会议首日和次日主要是听取各国形势报告,现场气氛比较平静。由于战争久拖不决,胜利遥遥无期,各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都在回升,给会议带来了一丝乐观气息。德法代表团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誓言“此战非吾战”,获得与会者一致喝彩。

可是好景不长。会议进入第三天,由拉科夫斯基主持关于和平行动的讨论。多数参会者是和平主义者和中间派,他们的观点虽不完全统一,但在核心问题上差异不大。左翼是少数派,包括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拉脱维亚的扬·别尔金、德国的尤利安·博夏特、瑞士的弗里茨·普拉滕、瑞典(亦代表挪威)的图尔·内尔曼和泽特·霍格伦等八人。他们与多数人的分歧很快暴露出来。

根据左翼的建议,会议先对拉狄克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它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谴责为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者,要求将他们和中间派从工人运动中排除出去。下一步的目标应当是准备国内革命和成立第三国际,让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战争中摘取果实。

该方案引发激烈辩论。阿克雪里罗得、格里姆、德国社民党代表格奥尔格·累德堡明确表示反对,还有一些代表在观望。列宁倾听着,思索着,反驳着。他不断强调历史发展规律,要求各方统一行动,共同摧毁帝国主义。双方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左翼既没有屈服,也没有被对手压倒。但在接下来的表决中,尽管托洛茨基、霍尔斯特及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维克多·切尔诺夫和马克·纳坦松投了赞成票,左翼的方案还是以12:19未能通过。

看来,短期内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幸而,没有人愿意接受会议失败,求同存异的观点占了上风。代表们决定通过一份宣言,并选出了由格里姆、累德堡、列宁、托洛茨基、法国工会领袖阿方斯·梅尔海姆、拉科夫斯基和意大利人久塞普·莫迪利亚尼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委员会面前放着三份文本。其一是拉狄克代表左翼提出的。其二来自累德堡,他要求举行和平集会,反对成立第三国际,建议设立协调机构,但强调应避免被认为是在取代或挑战第二国际执行局。其三来自托洛茨基,他和霍尔斯特提出的主张介于前两者之间,没有谴责多数社会主义者,但要求左派政党投票反对增加军费。经过比较和讨论,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做了让步。宣言草案确定以托洛茨基的方案为蓝本,由他和格里姆共同完成。

9月8日,会议进入最后一天,委员会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终于大功告成,格里姆集合所有代表,郑重介绍了宣言草案《告欧洲无产者书》。该文谴责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要求“没有兼并和战争赔款的和平”及“各民族自决”。但对列宁来说,它既没有谴责机会主义,也没有明确说明斗争的手段,不能令人满意。“之所以投票赞成宣言,是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进行斗争的号召;而在这一斗争中,我们愿与第二国际其他部分携手前进。”作为补偿,左翼关于保留意见的声明被列入附件。

经过小幅修改和集体表决,宣言获得全票通过。累德堡、拉萨里、列宁、阿克雪里罗得、拉科夫斯基、霍尔斯特、格里姆等19人作为代表在宣言上签字。会议决定设立“齐美瓦尔德运动”的协调机构--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选举格里姆为主席,莫加里、瑞士和平主义者夏尔·内恩和巴拉巴诺娃为委员。最后,会议通过了对战争受害者和受交战国政治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9月9日凌晨2点半,当山村已深入梦乡,会议在胜利的气氛中结束。

为确保所有人安全离境,格里姆要求与会者留下文件,并对会议情况暂时保密。当地居民和警察对会议情况一无所知,直到9月15日,《伯尔尼哨兵报》报导了会议消息,三日后发布了宣言全文,其词曰:

欧洲的无产者!

战争已持续一年有余。百万尸骨铺满疆场,百万生民终身残废。欧洲如同一座巨大的人类屠宰场。许多世代劳动创造的全部文明遭到毁灭。最野蛮的野蛮人正在庆祝自己战胜了人类至今为之骄傲的一切。

无论战争爆发的直接责任的真相如何,有一点确凿无疑:是帝国主义,是各国资产阶级为满足欲壑,图谋剥削全世界的人工劳动和自然资源,酿成了这场混乱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经济落后和政治软弱的民族受到奴役,列强企图按照其剥削利益的需要,以血和铁重塑世界版图。于是,比利时、波兰、巴尔干诸国、亚美尼亚等众多人民和国家,面临沦为战利品筹码、被全部、部分肢解或被吞并的命运。

战争的卑劣驱动力在其进程中显露无遗。阻碍人民认识这场世界灾难的意义的帷幕层层剥落。从人民的鲜血中大发战争财的各国资本家声称,战争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实现民主,为了拯救被压迫的民族。他们在撒谎!真相是,他们在被破坏的土地上埋葬了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其他民族的独立。新的枷锁、新的铁链、新的重担出现了,战胜和战败国的无产阶级都将背负它们。战争爆发时,宣传要提升富裕水平,实际结果却是困苦和短缺,失业和涨价,饥饿和疫病。战争将耗尽数十年内的优秀民力,损害社会改革的成就,阻止任何前行的步伐。

文化贫瘠,经济衰退,政治反动--皆拜这场野蛮战争所赐。

如此,战争完全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它与劳动大众的利益,与历史发展的需要,与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都是格格不入的。

掌控各国人民命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势力、君主和共和政体的政府、秘密外交、庞大的企业主组织、中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报刊、教会--他们所有人,必须要承担这场产生于豢养他们并受他们保护的社会制度的,并为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全部责任。

工人们!

你们受到压榨、剥削和歧视。当战争爆发,需要你们赴战场送死的时候,你们被唤作兄弟和伙伴。如今,当你们被军国主义伤残、撕碎、羞辱和毁灭,统治者又要求你们抛弃自己的利益、目标和理想--简而言之:奴颜卑膝地屈服于“城堡和平”。你们不得表达观点、感受和痛苦,禁止提出和伸张你们的要求。新闻界被压制,政治权利和自由被践踏,这就是今日挥舞着铁拳的军事专制。

当欧洲和人类的整个未来受到威胁时,我们不能也不敢继续袖手旁观。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已经同军国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他们的代表怀着与日俱增的担忧,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为应对帝国主义引起的愈演愈烈的战争危险奔忙。在斯图加特,在哥本哈根,在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会议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

参与决定这条道路的各国社会党和工人组织却从战争伊始以来无视其中应尽的义务。他们的代表要求工人停止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可能和有效的工具。他们同意统治阶级为战争融资发债,他们以各种方式为政府效力,他们试图通过报刊和使者争取中立国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将参加政府的社会党部长当作维持城堡和平的人质。因此,他们在工人阶级、它的现在和未来面前,承担起这场战争及其目标和手段的责任。与各党一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集合代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也失灵了。

上述事实有助于说明,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陷入国际恐慌或已从中挣脱的国际工人阶级,为什么直到民族屠杀的第二年,仍没有找到在各国同时开展和平斗争的工具和方法。

在这一难以容忍的形势下,我们代表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及其少数派,代表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瑞典人、挪威人、荷兰人和瑞士人,不是站在剥削阶级的民族团结,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在此集会,目的是重新建立中断的国际联系,号召工人阶级重拾自我,为和平而斗争。

这场斗争是争取自由、争取民族结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要赢得和平,没有吞并和战争赔款的和平。只有当侵犯民族权利和自由的任何思想都受到谴责,才可能实现这样的和平。必须禁止暴力兼并被占领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禁止公开或伪装的吞并,禁止强迫的特别是通过剥夺政治权利进行的经济联合。民族自决权必须成为国际秩序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无产者们!

自战争爆发以来,你们为统治阶级付出了力量、勇气和忍耐。现在,需要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的神圣目标、为了解放被压迫民族和被奴役阶级,加入无产者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各交战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和职责是全力以赴地开始斗争,中立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和职责是在这场反对血腥和野蛮的战斗中尽一切手段支持你们的兄弟。

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紧迫、如此崇高、如此庄严的任务,它的完成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民族和平的目标,我们不惜任何牺牲,无惧任何艰难。

男女工人们!父亲母亲们!寡妇和孤儿们!伤者和残废者!我们越过国界,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越过被毁坏的城市和乡村,向你们,所有受到战争伤害和苦难的人们,呼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争仍在继续。1916年,西线战事随着凡尔登战役进入白热化。各国社会动荡加剧,反战声浪日益高涨,一度妥协的左派人士开始调整立场。1915年1月和1916年8月,北欧国家和荷兰曾在哥本哈根和海牙举行两次和平会议,但代表性有限。

尽管交战国政府和第二国际都试图封锁消息,齐美瓦尔德宣言还是在欧洲引发极大反响,获得意、瑞多数左派及德、奥少数派的支持。1916年2月,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已有21个团体加盟,于是决定召开第二次会议。

从伯尔尼坐火车往东南,在图恩湖畔的施皮茨折入山谷,可以到达小镇赖兴巴赫。在那里换乘马车,前行至山谷尽头,便是比齐美瓦尔德更加隐僻的山村昆塔尔。此地群山环抱,危石奇峻,树木葱翠,幽然世外,建筑是清一色的坡顶木屋,包括1912年翻修的“熊旅馆”(Hotel Bären)。格里姆将第二次会议安排在这里。

熊旅馆

熊旅馆。

(他山未眠客)

会议于4月25日下午开始,来自德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瑞士、葡萄牙、塞尔维亚的43名代表和1位英国观察员与会。托洛茨基被法国当局驱逐,未能到场。考茨基和哈阿兹也获得邀请,但碍于第二国际而放弃参会。主席团由德国人霍夫曼、拉萨里、法国人皮埃尔·布理松和塞尔维亚人特里萨·卡柯勒洛维奇组成,巴拉巴诺娃和瑞士社民党的恩斯特·诺布斯担任书记。

会议继续讨论两大问题:和平行动的方式以及对第二国际执行局的态度。列宁尽管在齐美瓦尔德做出了让步,但初步组建了代表国际主义革命者的“齐美瓦尔德左翼”。在昆塔尔,左翼的比重增至四分之一,使争论更加激烈,常常持续至深夜。当中间派主张以议会投票的方式反战以及与第二国际执行局进行对话,列宁和拉狄克则继续要求革命和建立新的国际,并一度以退出会议相威胁。

尽管如此,最终通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仍是起草委员会完成的妥协方案,但内容更加明确,语气更加坚决。它不仅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也直接批评第二国际执行局的妥协立场,呼吁工人阶级为实现无兼并的和平而斗争,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立刻停止对政府战争政策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会议于4月30日凌晨4点结束。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昆塔尔会议掀起了齐美瓦尔德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但它也将是最后一次。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左翼力量继续增长,他们将注定与多数派分道扬镳。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瑞典成为往来俄国的枢纽,第二国际执行局和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先后迁往斯德哥尔摩。在列宁返俄一个月后,格里姆也取道德国和瑞典访问彼得格勒。他秘密代表瑞士外交部长阿图尔·霍夫曼为德俄媾和牵线,不料消息被法国人截获并曝光。丑闻导致霍夫曼下台,格里姆也被迫退出国际活动,失去了齐美瓦尔德运动的领导权。1917年9月,第三次齐美瓦尔德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但它的影响很快淹没在十月革命的汹涌浪潮中。随着巴拉巴诺娃、拉科夫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渐渐失去发展动力。

1918年末,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了,世人对和平充满期待。可是,巴黎和会依然是列强外交,“民族自决”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工具。战争责任被完全推卸给失败者,和约规定的割地赔款点燃了旧恨新仇,埋下了更大灾难的祸根。

齐美瓦尔德宣言提出的目标未能实现,但这场运动并没有因此褪色。当人类文明踏入黑暗、社会主义陷入迷失的时候,它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战争的罪恶,昭示了左派的原则。同样有深远影响的是,它加快了革命派、中间派和改良派的分化,使极左翼从社会主义洪流中独立出来。

1919年2月,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宣布恢复。一年后,它与维也纳的“第二半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再没能重现第二国际的盛况。齐美瓦尔德多数派告别了革命道路,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与之不同,许多“齐美瓦尔德左翼”成员怀抱革命信仰投奔新生的红色政权,成为苏俄建立早期的骨干力量。

3月初,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齐美瓦尔德的主张变成了现实。会上,巴拉巴诺娃宣读了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解散并加入共产国际的声明。至此,齐美瓦尔德运动结束了短暂的历史使命,将信念和价值传给了它的继承者。

前景一片光明,结局却未必美好。世界革命之梦很快灰飞烟灭,第三国际也渐渐沦为苏联发号施令的工具。1943年,它悄无声息地接受了被斯大林解散的命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寿终正寝。此时,除了签署解散文件的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保加利亚人瓦西尔·科拉罗夫,所有留在苏联的齐美瓦尔德会议亲历者都已倒在大清洗的血泊之中。

扫除其他参会者之后,苏联教科书理所当然地将列宁奉为齐美瓦尔德的唯一领袖,崇拜者寄往瑞士革命圣地的书信纷至沓来。他们无法想象的是,当地村民竟将苏联和列宁视为妖魔,试图彻底抹去那场“共产主义”会议的印迹。“悦居客栈”倒闭了,主楼和配楼几经易手成为私宅。客房楼1971年拆除,伯尔尼州议会讨论后没有阻止。甚至“齐美瓦尔德”这一名称,也因为2003年与邻村合并而从地图上消失了。

一百年过去了,除了在客房楼原址上新建的村政府和邮政巴士站,静谧的山村仿佛凝滞在时光中,教人难觅雪泥鸿爪。或许,依旧清朗的天、巍峨的山,还能记起那些过客,记起那个远去已久的,或者说,尚未到来的大团结时代。

一百年后的齐美瓦尔德

一百年后的齐美瓦尔德,从左至右:村政府(原“悦居客栈”客房楼所在地)、主楼、配楼。

(他山未眠客)

*编者:《列宁在瑞士》由他山未眠客供稿,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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