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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堕胎 这个孩子我不要

直到2002年,中止妊娠合法化的全国性法案才在瑞士正式生效。

直到2002年,中止妊娠合法化的全国性法案才在瑞士正式生效。

(© Keystone / Christian Beutler)

堕胎,对女性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医疗行为。瑞士法律规定,一般的妇产科诊所无法执行,必须由妇科医师转到医院。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德)外部链接数据,2018年瑞士共有10’457件堕胎个案,年纪在15-44岁之间。陈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从她的案例来了解一下瑞士社会如何对待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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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的Abtreibung (堕胎)是一个俗称,医学上正确的说法为Schwangerschaftsabbrüche,就是中止妊娠。目前在瑞士医界常使用于中止妊娠的作法为服药与手术,怀孕8周内仍可服药,约占三分之二的人数。 8周以上建议手术中止妊娠,此类手术在瑞士保险制度下被视为疾病,基本保险支付所有费用。

在瑞士怀孕12周之内中止妊娠是受法律允许的,2002年完全合法化,12周内中止妊娠约占此类案例的95%。 12周之后,则须由妇科、精神科医师或相关科别会诊,是较为复杂的情况,只占5%。

陈女士与瑞士丈夫育有一儿一女,意外怀了第三胎,最后他们决定保持一家四口的家庭状态。从2018的数据中,和她一样年纪40以上的妇女占中止妊娠人口的10%,是年纪较大和人数较少的群体。

swissinfo瑞士资讯:从您在瑞士诊的经验,您觉得瑞士称得上女性友好,医疗中立吗?

陈女士:我告知我的妇产科医师我怀孕的事之后,她立刻将我转到苏黎世大学医院(德)外部链接。除了大学医院里的妇科医师再一次利用超声波确认怀孕之外,还有一位有社工背景的护理和我谈话,确认我想拿掉孩子的决定。和我再三确认之后,才让我签下手术同意书。

我记得当时,她也提到她的角色是要确认我作为女人怀孕的意愿,并告诉我,如果我有难处政府机关提供什么帮助渠道。她并没有介入的意图,也不是道德仲裁者。我对这样的谈话其实有点惊讶,她的工作更像社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留与不留的差别。签完手术同意书之后,她复印了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改变想法,这个手术可以取消。”

她也提到,我的情况堕胎手术是保险完全支付的,因为在保险条款中,这其实被视为疾病(Krankheit)手术,如果我的情况不愿意留下这个孩子,也不必自责。

因为我是意外怀孕,发现时已经是7周半,转院后已经超过8周,医生当时认为吃药堕胎虽然可行,但过了8周,药物就没有百分之百中止妊娠的保障。她认为,与其身体可能受到有两次伤害,不如一次就完成。我于是接受了她的建议。

医护人员和医生与我谈话的时候,我有他们都在为我着想的感觉。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我觉得都可以安心交给他们,算是友善也中立。

瑞士资讯swissinfo:能否与我们说说你准备手术和在手术里的情况?

陈女士:其实整个过程比我想得复杂,这也算是瑞士人的严谨吧。手术前,我还做了两次的简单的心跳和呼吸的检查,以及一次与麻醉科医师的谈话,确认我以前是否有过手术史,使用过半身或是全身麻醉。

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次与妇产科医师的谈话,她也是为我手术的医师。这次谈话的内容其实更像是一次的生理卫生课程,她向我建议从我的年纪和家庭状况来看,手术时是否要带环,她并向我介绍避孕环的种类以及费用。

她提到,堕胎虽然不是一个大手术,但对女性的身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伤害。她花了很多时间说明各种避孕方式的安全性,并希望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手术前想想这些问题。她强调:“这个手术只有20分钟就结束,不过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手术的那天有两个麻醉医师在场,还有主刀的妇科医师和3个医护人员。虽然他们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小手术,不过却有6个医护人员执行。我清醒时在一间多人的恢复室,有两个护士在照顾我们,接着妇科医生来和我谈话,告诉我手术的情况。

我完全清醒后,家人来接我,这前后大概花了5个小时。我在家休养了一周,才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但这也可能是我人到中年的缘故。

瑞士资讯swissinfo和家人最后决定只要两个孩子,的顾虑中是否有社会因素?

陈女士:我们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一方面很高兴他们都大一些,不必父母事事亲力亲为;另一方面,我们也享受有孩子的带来的快乐,多一个孩子辛苦之外,快乐其实也是加倍。但当时我丈夫正在面对转换工作的压力,在他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之前,多一个孩子无疑也是家庭经济的负担。

我已到中年,当时也在服用一种慢性病的药物,心里也怕肚里的胎儿是否健康。母体健康、经济、中年压力和家里所有的状况,都是顾虑。

瑞士资讯swissinfo:那么你如何看待堕胎这件事?

陈女士:我想一个家庭要不要孩子,都是很私人的决定。尤其瑞士的社会福利给予中产家庭的支持很少,社会系统无助于多产的家庭计划。

我虽然惋惜无法多一个孩子,但护士说的:“在保险条款中堕胎其实被视为疾病手术”这句话,让我心理解套,我真的没有那么自责了。

30年来堕胎正反两方的激战

堕胎是否合乎道德?法律该如何保障女性身体权与健康?堕胎合法化?在1970年代的瑞士仍是州州各自为政的,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1976年1月保障女性中止妊娠的全民公投动议,首次收集到足够的签名而成案。

近30年间社会讨论的声音,双方的势力不相上下。尤其在宗教保守地区与特定宗教团体,反对堕胎的声音至今不减。

观念的转变 堕胎,从禁忌到合法

在瑞士,堕胎从禁忌到合法经历了漫漫长路,人们很少听取女性们的观点。瑞士法语电视台TSR档案节目“古往今来”(Past Present)对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溯源报道。 (RSR/瑞士资讯swissinfo.ch)

瑞士到2002年,全国性保障女性在妊娠12周内中止妊娠合法化的全国性法案才正式生效。从女权来看,自主决定身体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2018的数据(德)外部链接,15-19岁是堕胎人口中的少数族群,最大的族群为25-34岁。为何不要腹中的孩子,多数不再是年少无知的个案。

瑞士左派社会观察报WOZ(德)外部链接就曾对瑞士的堕胎现象做出报导,指出:瑞士的堕胎率仅有0.63%(一千人中6.3人)在欧洲属于极低的,数据也非常接近真实情况,医院与保险公司的转诊通报系统有助于了解真实情况。而瑞士堕胎的妇女,不分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族群,地区各个群体都有。

堕胎率城市地区最高为日内瓦,苏黎世第二。开放讨论的社会态度,和就诊研究资料匿名保护,在这30年来都有助于妇女更勇于面对自己的需要。

预防胜于一切的政策

堕胎率降至于0的机率是不可能的,目前瑞士普遍的态度是预防胜于一切。

对于青少年性教育有助于预防意外怀孕,堕胎合法化之后,性教育置入中学课程纲要也成为思潮。社会也慢慢接受:情窦初开的孩子,更需要知识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这个保护也是一辈子的能力。

瑞士性健康基金会(多语)外部链接也提供三大国家语言的免费咨询,从安全性行为、性病、意外怀孕到专业医师就诊的服务。服务的对象更不分性别,与男性相关的结扎与不同的避孕方式也是重点项目。预防与减少堕胎,男性也有不可或缺的责任,必须学习。

开放讨论与公开化,放在阳光下,才能减少意外。同时意外真的发生时,才有正常的渠道得到帮助,接住所有即将跌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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