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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大罷工:悠久歷史的新篇章

洛桑(Lausanne)的街头剧:形式多样的活动与抗议行动构成了1991年妇女大罢工的特点。
洛桑(Lausanne)的街頭劇:形式多樣的活動與抗議行動構成了1991年婦女大罷工的特點。 Keystone

1991年6月14日,瑞士數十萬名女性參加了首次婦女大罷工。如今,差不多30年過去了,動員女性舉行罷工的活動再次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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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季的那一天,瑞士許多人都深感意外,在工會領導人Christiane Brunner的支持下,沃州(Vaud)汝拉地區(Jura)一個女鐘錶師小團體的思想演變為瑞士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政治動員行動之一。

全國約有50萬名女性以不同形式參加了這場婦女大罷工,她們要求同工同酬,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權益,消除性別歧視以及性騷擾。

為何發生在1991年?

選擇這個日子絕非偶然:在此之前10年的6月14日,瑞士選民通過了男女平等的新憲法條款(多語)外部链接,然而,這項憲法條款卻未得到具體實行,男女兩性之間的薪酬差異仍然十分懸殊。

此外,動員女性舉行罷工也與女性擁有聯邦選舉權(多語)外部链接20週年紀念存有一定關係,與全球大多數國家及歐洲其他各國相比,瑞士女性享有選舉權可謂姍姍來遲,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女性堅持不懈的鬥爭。

+瑞士女性很晚才擁有投票權

為何罷工?

然而,1991年,動員婦女以罷工形式行動起來的想法卻完全出人意料。“最初,瑞士工會組織對此並不重視。”瑞士女性歷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歷史學家Elisabeth Joris回憶說,“當時的工會曾表示:’這是一個行動日,不是一次罷工“因為罷工的概念與有償工作相聯繫,而女性從事的勞動形式多樣,她們常常無償付出”。

另一方面,罷工也需要一個明確的政治意義。“每場社會運動都處於某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與其他事件緊密相關。”里斯強調指出,此次召集全國性政治罷工是為了呼應瑞士歷史上另一次全國性政治罷工,即1918年總罷工(其中包括呼籲賦予女性選舉權以及承認女性[多語]的重要地位)。

+未革命,先投降

“就這樣,女性繼承了工人運動的傳統,但是賦予其更為廣泛的意義,將其進行轉化並且令其符合女權運動的需要。”里斯補充道。

一次不同的罷工

然而,1991年婦女大罷工卻遇遇了重重阻礙,無論是經濟界還是政治界都對這場罷工表示強烈反對,聯邦院(ConseildesÉtats)主席Max Affolter出面建議女性不要參加罷工,不要“為了自己的願望,而不惜危及男性對她們的寬容與好感“。

另一方面,女性生活經歷各自不同,有的從事帶薪工作,有的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務,因此傳統的動員方式對她們行不通。“1991年婦女大罷工採取多樣化的行動方式, “Elisabeth Joris強調說,”與傳統罷工不同的是,此次罷工以分散形式進行組織。“

1991年6月14日,在蘇黎世海爾維蒂廣場(Helvetiaplatz)上舉行的女性罷工。
1991年6月14日,在蘇黎世海爾維蒂廣場(Helvetiaplatz)上舉行的女性罷工。 Keystone

雪球擲向國會議員

即便人們沒有立刻意識到1991年婦女大罷工的歷史重要性,但是這次運動卻對在瑞士推動男女平等以及抵制性別歧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3年,婦女運動的新動力尤顯突出,當時,瑞士國會中大多數資產階級成員拒絕選舉社會民主黨正式候選人Christiane Brunner女士進入聯邦委員會,他們傾向於選出一名男性委員。

Lilian Uchtenhagen(社會民主黨的另一位正式候選人,最終落選)一樣,此次他們還可以重蹈覆轍,Joris指出,“但是Christian Brunner在當時意味著女性”罷工,其影響迅速蔓延,僅僅幾個小時之後,瑞士聯邦廣場擠滿了示威人群,甚至有幾位國會議員也被示威者投擲的雪球擊中“。

當時當選的聯邦委員Francis Matthey被迫退出政府及其黨派。一週過後,Ruth Dreifuss當選為政府委員。“從那時開始,聯邦委員會沒有女性委員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1996年,男女平等的法律開始生效,這也是1991年婦女大罷工的呼聲之一2002年,瑞士選民通過了墮胎合法化的法律; 2004年,曾在1945年被列入聯邦憲法的產假補助條款也立法實施。

“需要女權運動的新一代”

儘管女性運動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但是男女平等仍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主題,男女兩性之間的薪酬差異仍然十分顯著,#metoo(意思是“我也是”,始於美國的反對性騷擾運動)運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突出了性騷擾,性歧視與性取向的主題。

“早在其20週年紀念日時,人們就呼籲舉行一場新的女性罷工,但是當時這一想法並未實現。”Elisabeth Joris強調指出,“要想獲得成功,一場運動需要情感基礎。目前這一基礎已經具備,“20到30歲之間的這一代年輕女性需要女權運動。

“2019年,我們仍在要求平等,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我們需要的遠不止這一點:在瑞士,人們對性別歧視主義早已司空見慣,性別歧視已經成為無形存在的現實,我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甚至我們不再意識到其存在。“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女性罷工團體團員,現年20歲的Clara Almeida Loza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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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薛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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