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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的生父是一位捐精者

根据儿童权利专家的说法,孩子对给自身捐精的生父身份享有知情权。

(Keystone)

2001年起,瑞士法律禁止匿名捐赠精子。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转战国外来应对这项禁令。为了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专家要求要求引进国际标准对以生育为目的的旅游加以管制。

“如果带着身世的谜团,就很难构建自己的未来。”Stéphanie说。和成百上千的瑞士人一样,她的出生还要感谢一个精子库和伯尔尼的那所妇科医院。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方法,即便是男方不育,也能让夫妻拥有后代。毫无疑问,那时捐精者的身份是不允许被泄露的。父母们被告知不要和孩子讲述他们受孕的真实情况。Stéphanie的家人严守了这个秘密。“即便如此,我总感到哪里不对劲儿。我一直觉得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有着法国、瑞士双重国籍的她回忆道。

35岁时,她得知了真相。震惊之余更是一种解脱,终于能对那种不对劲儿有了个解释。“我想知道我是谁。”于是,一场吃惊和醒悟交织的艰难历程就此开始。

因为妇产医院没有保留捐精者的信息,所以无法确认生父的身份。多亏一个记录DNA基因图谱的美国网站,才让她发现自己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匿名捐献的终结

将来,孩子们不用再穿越这些阻碍。自2001年以来,联邦法(多语外部链接)禁止了医疗辅助生育的匿名捐精。只要孩子年满18岁,即可获取关于捐精者身份及其身体特征的数据。这些信息存储在联邦司法局的信息库里。如果遇到遗传病的情况,孩子甚至还可以提前获取这些信息。

即便如此,在将来的几年里还会有很多孩子不知道他们的亲生父亲是谁。瑞士的已婚夫妇有采取医学辅助生育的资格,而同居伴侣、同性恋者或单身女性却没有。因此,许多人去国外的精子银行来规避此法律,毕竟在国外仍旧是允许匿名的。


外国是什么情况?

现在的国际趋势是更重视儿童对其亲生父母的认知权,而不是捐精者的匿名权。

1984年,瑞典第一个废除了匿名捐精。紧接着,多个国家效仿了瑞典的模式,其中包括瑞士、德国、奥地利、荷兰、英国、挪威、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的一些州。

信息框结尾

防止滥用的国际标准

虽然,这种做法圆了许多瑞士人的求子梦,但因捐助者的匿名性却带来了问题。它不仅违反了瑞士法律,也违反了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多语外部链接)。

国际公约第7和第8条款赋予每个人都享有充分了解父母的权利,并且有权获得对其身份特征的描述,包括国籍、姓名、家庭关系。

“国家有义务对信息进行无限期保存,以便其后人查询。”日内瓦的国际社会服务组织(SSI)(多语外部链接)负责人Mia Dambach说。

这位儿童权利专家表示,某些儿童立法对儿童的保护并不令人满意。捐精成了一项商业活动,而且它比儿童的幸福感更受重视,这使她感到遗憾。

基本现行法规的缺乏打开了滥用的大门。“在一些国家(竟然)使用已经过世的捐精者的精子。还有一些国家,人们甚至可以为孩子选择眼睛的颜色。这符合伦理规范吗?”她反问道。

“你没有必须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但每个出生的孩子却有体面来到人世的权利。

Mia Dambach

引言结束

为了能在纷繁复杂的现状中建立统一的操作规范,联合国贩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多语外部链接)SSI正在为各个政府和组织制定国际标准。“你没有必须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但每个出生的孩子却有体面来到人世的权利。”Mia Dambach说。

一方面,执行标准旨在给孩子提供了解生父身份的可能。另一方面,必须明确界定捐献条件和捐精者的允许范围。“为了避免问题产生,男人们必须明确,在什么情况下、谁可以用他们的精子:异性恋人、同性恋人或是单身女子。”SSI的负责人说。欧洲议会委托开展了禁止匿名捐精适用性的调查。

我是谁?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了解个人的身世是很重要的。“每个个体都有了解自己从哪儿来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是被普遍认可的。”Marion Tièche说。这位心理学者是收养问题和医学支持生育问题的专家。

收养孩子的经验有助于人们理解因捐精而引发的问题。心理学家说:“在过去,孩子们被系统性地隐瞒他们是被收养的事实,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可是很多孩子却感觉不适,但还无法确定其原因。”

那些靠匿名捐精出生的人,可能会感到沮丧、不公或对父母抱有怨恨。Marion Tièche说:“他们经常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版图缺失了一部分,而且很难去填补。”他们经常会自问:“我是谁?”

在伯尔尼小岛医院的精子银行中,冷冻的精子被存储在这些容器里。

(Keystone)

捐精者会退却?

不允许匿名还会有人捐精吗?“当法律改变时,我们非常地担心,(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损失。”Daniel Wirthner医生说,他是洛桑辅助生殖中心(CPMA)(英、法)外部链接精子银行的负责人。为了满足每年30个申请需求,中心需要招募五到六名捐精者。

瑞士的女同性恋 “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我们做母亲的权利”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位母亲,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即使瑞士法律不允许我将其实现,这也是我的权利。”Gabriela拉过Ornella的手,并将其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而后她接着说:“Aaron有两个妈妈,享有无尽关爱,爱是家庭的核心,爱与家庭结构毫无关系。”

然而,医生观察到捐献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以前有学生来捐献,为的是赚钱。[编者加注:捐赠精子是免费的,但捐赠者是有偿的。]如今,更多的是那些自己没有孩子的但却想留下痕迹的男子,或者只是单纯想为无子夫妇提供帮助的人。”Daniel Wirthner说道。

这些男子必须同意,在孩子成年后,他们的身份将对孩子公开。而且要考虑到,孩子有一天可能会来敲他的门。

如今,只有大约50%的家长想告诉孩子,他们是靠捐精出生的。医生说:“我们追求透明度并为此提供支持,但某些个人状况会让父母难以做到诚实。”

孩子们是否会提问题尚不清楚。加利福尼亚的精子银行里记录了10年间的信息请求。异性恋夫妻获得捐精后生出的孩子当中,有60%的人关注了他们的身世。随后,其中40%的人在17到27岁之间询问了捐精者的身份。

Daniel Wirthner认为,瑞士法律为儿童、家长和捐精者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有些伴侣甚至从法国而来,并从中受益。然而,立法还需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里结婚已不再时尚。我们需要从政策层面重新定义家庭概念,特别是可以通过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是否该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医生说道。

发现身世

通过捐精出生的孩子,有机会在成年后询问捐精者的身份。目前,该信息通过一个私人谈话的形式,在有一位社会心理学教育背景的人在场的情况下传达给当事人,现在瑞士政府想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来简化这一程序。

然而,瑞士生殖医学会(SGRM)(德外部链接)的委员会FertiForum却倡议保留目前的做法。SGRM的成员在给司法部长西蒙奈特·索马鲁嘎(Simonetta Sommaruga)的信中遗憾地表示:“这种轻描淡写的做法令人失望,因为该提案没有顾及到当事人所受的心理影响。”


(翻译:熊薇) ,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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