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年轻、太理想主义”
塞萨尔·卡布雷拉是一位来自智利的难民，如今得到瑞士的政治庇护生活在这里。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下，他曾被逮捕、遭受酷刑。现年72高龄的他，依然会在深夜因噩梦而惊醒，不得不走入地下室重读马克思。
1973年9月11日，正巧40年前在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但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时间似乎停止了，“看到上面那幅照片吗？那是我和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合影”。墙上挂的都是卡布雷拉(César Cabrera)一生中重要的信物：一张泛黄的逮捕令、出逃前一天的照片，和教师证书。
“从智利逃出来，我只带了这些东西。我想，如果我被枪杀，那么至少身边还有我的照片和我的书，”卡布雷拉用沉重的语调讲到。接着他话锋一转，有些调侃地说：“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太理想主义”。
塞萨尔·卡布雷拉是30年前来到瑞士的，从2位独裁者的国家逃出，一位是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另一位是共产主义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
72岁的他在自家位于提契诺州Rancate的房子里接待了记者，用一个大大的拥抱，仿佛互相之间已经认识很久。他赤足，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
智利社会主义
卡布雷拉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深受政治影响。早在15岁时，他就开始参加智利社会党的活动。他始终站在矿工和渔民一边，以期帮他们争取到合理的工资。他还运用解放教学法教孩子们阅读与写作。
1970年阿连德上台时，卡布雷拉也成为了Lota地区的领导。上任头一个月，不亚于一次新的起义。“阿连德推行土改，贯彻教育法，将铜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收归国有。慢慢地，我们开始感觉到抵抗的力量，内战的幽灵在四周游荡”。
是不是阿连德将弦绷得太紧了？卡布雷拉断然回答到：“时至今日，我依然确信，这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民主的人民运动。而且很清楚，这是有损跨国企业和美国利益的。这是在冷战当中”。
被捕与监狱
在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下，卡布雷拉必须隐姓埋名。他在农村的一所学校教书。可是几周后，军队还是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找到了他：“他们强迫我脱掉衣服，当着学生的面抽打我。我试着让士兵平静下来，因为他们授命可以朝任何人开枪”。
卡布雷拉被捕了。起初，他被短期关押在省级监狱，随后运往康賽普西翁(Concepción)的体育场，最终被关在Quiriquina岛。这只是皮诺切特镇压统治下众多有代表性的监狱中的2座。
逃亡
正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以及小小的运气，塞萨尔·卡布雷拉的命运得以改变。“我是当地唯一活下来的教师。军队政府给了我一项任务，让我为新运动场的开幕式准备团体操，这也是为了羞辱我。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利用第一次机会就开始逃亡”。
他向圣地亚哥的意大利使馆寻求帮助。“我藏在一棵树后，等着换岗。时候一到，我冲向唯一一角没有铁丝网的围墙，然后翻到另一边”。狙击手开枪射击，但没有打中。
8个月后，1976年3月，他得到了智利政府的驱逐令。目的地：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这是少数与智利没有断绝关系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卡布雷拉当时已经35岁了，他的护照被盖上了“L”章：禁止入境智利。
在1973-1990年皮诺切特统治期间，有40‘000人出于政治原因被追捕，3000人被杀或失踪。
智利流亡者在瑞士的命运各有不同。有些被大使馆盯上，或者遣送回国，只要他们踏上瑞士的土地。
有一些则留在了瑞士，这要感谢瑞士官方对难民的承认，也要感谢瑞士人民休戚与共的团结精神。
自1973-1990期间，瑞士共收到5828份智利公民的难民申请。至于有多少获得接收，联邦官方的统计没有给出具体数据。
瑞士的历史词典上写道，联邦委员会开始时预计接收200名智利难民，但迫于猛烈的抗议浪潮，不得不放松严格的接收政策。在后续的10年间，共承认了1600位智利人的政治难民身份。
武装斗争
“现在我老了，可以平静地讲述这些：当我到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被当作是一个智利的社会党党员。也就是说，不仅有政治背景，还有军事背景”。因此卡布雷拉被送往俄罗斯、古巴、保加利亚和东德，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为进行武装斗争做准备。
望着眼前的卡布雷拉-年迈的教师，目光柔和，让人很难与游击队员联系起来。那时的抉择对不对呢？他端起一杯水，深深地凝望着记者，说到：“那时，我们为了能够作为自由人回到智利，甘愿付出一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意识到，那只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革命精神”。
在俄罗斯，卡布雷拉甚至开始学习坦克的知识。他追寻着一个被称作“新人”的梦。然而命运给了他有力一击。“他们借口说要积累实战经验，打算将我们送到安哥拉和刚果，去打仗。但遭到了我们的抗拒，那不是我们的战争”。
卡布雷拉为自己针对苏维埃和齐奥塞斯库的批评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必须参加强制劳动。于是，他决定再次逃亡-生命中的第二次。这次，他找到了自己的接收国，瑞士，一个被他称作“最民主但始终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正是在这个国家，他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安宁。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
我们坐在花园的桌子旁，桌上有咖啡和一块智利蛋糕。卡布雷拉谈起他在瑞士度过的第一年：经济上的困窘、提契诺家庭的团结一致、他的熟人圈子，以及之后成为他妻子的Daniela，还有当老师的面试。“我穿着牧师送给我的衣服参加面试，已经过世的牧师的衣服，不过很优雅”。
重新成为老师，这简直是他的救命稻草。“我也干过门房的工作，只为重新回到学校”。在他还“年轻”的时候，有些学生会在课下来到他的花园，为了补习西班牙语，或者进行历史与政治的讨论。他的同乡们也会在这个花园里组织抵抗活动。
卡布雷拉如今已经很少参加政治活动，至少没有隶属于某党。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述自己在智利的经历。“为了不让人忘记”。为了寻找某些答案，他往往会走到地下室，重新拿起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说。
经历了这么多，他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吗？“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我不相信，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相信。我们被称作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们至今依然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人民的枷锁终将被打破”。
(译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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