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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民主


瑞士政治如何游离在游说和贿赂之间


作者:Sonia Fenazzi


至少在会议期间、联邦大厦的回廊大厅内,总是簇拥着多个游说团体 (Keystone)

至少在会议期间、联邦大厦的回廊大厅内,总是簇拥着多个游说团体

(Keystone)

近几年,瑞士政治体系中的游说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且隐晦。甚至发生了受到国外影响的事件。在这种情况持续多年后,瑞士议会决定扭转局面-提升决策的透明度。

洛桑大学的政治及社会学家André Mach(英、法)是一项比较研究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将利益集团在瑞士和在加利福尼亚的影响进行了对比。首份研究报告将于近日公布。不过现在,Mach就可以将其研究成果透露一二:他认为,瑞士议会中的游说行为变得更为深入,也更加职业化。

议员们的客人

每位联邦国会(国民院、联邦院)议员均有权邀请2人做客联邦大厦(议会所在地)。但这两人必须写入名单并让公众有迹可察。这些客人可以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样可以作为“说客”出入联邦大厦。

这些经过注册的客人,没有义务公开自己的任务。因此在联邦院和国民院的注册名单上,许多说客的身份仅仅是“客人”或“私人助理”。另外也有些说客,他们承认自己在为公关公司工作,但并不公开自己的委托人。

此外,议员也可以将当天的通行证交给客人使用,可供客人在一天内自由出入联邦大厦。但在公共名单中并不会查到客人的身份。

这样的结论是通过细致分析联邦议会的注册“客人”(见右)才得出的,同时还对议员必须公开的利益网络(Interessenbindungen)进行了评价。名单中出现的各公司、组织、联合会高层越来越多,这也显示出既得利益网络在不断发展壮大。

“利益网主要在立法委员会内发挥作用,” André Mach确切地说。换句话说就是:大的企业和利益集团乐于将领导或理事会代表职位授予“立法委员会的议员”,他们“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交通、医疗卫生、能源或经济领域非常专业”。

André Mach认为这样的发展趋势有些自相矛盾,“因为这是伴随着议员的职业化而产生的”。所以提升议席费和设立专业委员会可以让议员变得更加独立,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专业知识上。

议会权力在增大

瑞士政坛的游说行为发生了变化,也有着其他的一些解释。由日内瓦大学教授Pascal Sciarini(法)担任联合负责人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些如民间社团或联合会这样的利益集团在各政党中的权威越来越小。而在“议会前”阶段,也就是为立法做准备的听证程序,与议员顾问相比,它们变得有些无足轻重。

“70年代,瑞士的议会有点像‘记录厅’,在‘议会前’阶段由行政、政府和利益集团定好的解决办法,经它通过即可”,政治学家Sciarini说。渐渐地,各种博弈、妥协发生在了议会。而面向议会的顾问咨询活动则变得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复杂

伯尔尼gfs.bern研究所(德、法、英)的所长Claude Longchamp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游说行为变得更复杂了:“早在20年前,谁在施加压力、谁又代表着什么样的利益,这些都很清楚。可现在,游说已演变为一种正规职业。游说团体代表着多个委托人的利益。没有人准确知道,他们到底代表着谁。这种体系的转变发生在整个政治体系,不仅仅是在议会中”。

正是这种新的态势,让外国委托人也蠢蠢欲动,希望在瑞士产生些影响。就在不久前,哈萨克斯坦曾尝试干涉瑞士政治,可惜事情败露。

Markwalder哈萨克斯坦事件

2015年5月初,据《新苏黎世报》披露,自由民主党国民院议员Christa Markwalder于2013年向议会呈交一份提案,其主题与瑞士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有关。报纸称,该提案并非出自Markwalder之手,而是由一公关公司在哈萨克斯坦Ak Schol党的授意下写就。尽管该党标榜为反对党,但实际上却与哈萨克斯坦的独裁政府颇为亲密。

在国民院议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公关公司草拟的提案在哈萨克斯坦被修改。目前已知,Christa Markwalder曾将一份委员会提供的保密文件交给该公关公司的女公关。由此断定,Markwalder确实泄漏了工作机密。

事关一位在颇有影响的公共关系及传播公司工作的女员工,“这位公关专员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雇佣兵’,这也是游说业界的一种最新现象,”André Mach说。

要求更多透明度

到目前为止,议会依然拒绝在联邦大厦加强对游说工作的约束。但在经历了自由民主党国民院议员Christa Markwalder事件后,情况可能有所改观。因为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揭示了整个游说工作所能涉及的范围之广。

之前有数个党派试图增加游说工作的透明度,但没有什么成果,现在借Markwalder事件之机,他们又开始表达这一诉求。

社会人民党国民院议员Lukas Reimann(多语)发起了一项提议,建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游说名单”,要写明说客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对象,必须详细写清的有:为谁工作、由谁付钱、使用何种方法。与注册记者体系不同的是,这项工作将不再由议员负责,而是由议会服务机构。

“在我2009年提出这项议案时,有人说议会里没有不正常的游说行为,那些说客也没有什么问题。然而Markwalder把他们的腔调改了:许多政治家看到了这里掩藏的问题。我觉得,要求说客们增加透明度、减少贿赂腐败的请求,这次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Reimann说。

具有更多透明度的职业准则

比联邦更严格的是瑞士公共事务协会(SPAG)。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所有会员都要遵守职业准则。所有会员都有义务向第三方公开自己的工作及雇主。其利益关系将在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需要强制公开的有,雇主,以及公共事务及公共关系公司,和会员为其所服务的直接雇主。

无论是卷入Markwalder-Kasachstan事件的说客还是公关公司,都不属于该协会。“我们的职业准则以里斯本法典-一种对欧洲公关工作的行为基础做出规定的法典-为基准:我们重视透明度和自我监督,”协会主席Stefan Kilchenmann强调说。

瑞士公共事务协会还设有独立的委员会,用于处理违背职业准则的问题。“这个委员会还负责提出改善性建议,”Kilchenmann具体说道。 

社会民主党的联邦院议员Didier Berberat(多语)也同样确信,风向已变,他的一项议案可能会得以接受。之前他要求说客进行注册的提案仅差2票就得以通过。“当然不见得我的所有提案均会获得通过,但两者总会有一个。重要的是,一定要把透明化这一原则贯彻下去,”Berberat说。

自由民主党国民院议员Andrea Caroni(多语)也开始了新的尝试。他只提及了众多议案中的一个,就是2014年在国会失利的那个:说客有义务不仅提供所工作的公司名称,还要列出所有他(她)在联邦大厦为其效力的委托人。不过注册的系统还会保留原状:说客们依然是议员的“客人”。Caroni认为,目前要求修改整个体系的议案,尚不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会不会发起公民动议?

联邦院议员Thomas Minder持更悲观的态度,4年前,他曾提议将联邦大厦内的游说活动彻底禁止。“我确信,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从外部世界来,比如说一次公民投票。我已经开始了试探性工作,为了发起一项公民动议。尽管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这个议案是我要优先考虑的,” Minder确凿地说,他补充道:“我并不想禁止所有的游说行为,但这类行动不该发生在联邦大厦里”。

Minder甚至还要更进一步,他希望禁止联邦院议员担任大的利益集团或大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靠抓透明度是不够的。当然在瑞士半职业化的议会制度下,议员也要有其他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就可以承担大量委托人的工作。我确信,人民将会支持这项议案”。


(转译:宋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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