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有一段不民主的历史
那时候，二战已然结束，可瑞士联邦委员会却依然死抓着独裁的管制不想放手。70年前，也就是1949年，瑞士选民终于凭借“回归直接民主”的全民动议，把高高在上的联邦委员拉了下来，其实很悬，当时的投票通过率仅有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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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代，民主制度下的管理显得有些跟不上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瑞士议会赋予了政府紧急状态全权处理权。联邦委员会可以马上自主作出决定，而不必受议会的约束，这样瑞士在战争中便有了更大的行动能力。
对议会来说毫无影响
本文是亲爱的民主#DearDemocracy的一部分, 瑞士资讯swissinfo.ch直接民主特刊。
同样地，议会可以经常启动紧急条款。然而民众作为民主体系中除政府与议会之外的第三大力量，却被大幅度地排除在外了。因为紧急条款剥夺了选民通过-发起公投这一民主的矫正措施-阻止立法通过的权利。
这样公民对政治程序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政府和议会令瑞士的直接民主“陷入昏迷”。依照紧急管治法而展开的执政方式，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仍保留了下来。即使瑞士已做出让民主回归的决定，其回归之路依然走得跌跌撞撞。
“君主式国家警察的口吻”
如果没有1946年所递交的2项全民动议，要求重新实施直接民主，那么专制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两项动议提案直指7位联邦委员毫无限制的权力扩张(见信息专栏)。然而委员们把这样的提案扔到了冷板凳上。“联邦委员会不愿让直接民主马上回归，”当时某报纸的标题这样写到。
对战时紧急政府批评最猛烈的是宪法专家Zaccaria Giacometti。他在政府的回绝中听出了“君主式国家警察的口吻”，这种表达体现出瑞士民主已陷入更大的危机。该教授直白地称当时的政府为“非法”。
瑞士作为“暂时独裁者”
这样的批评在1943年出自从德国逃亡而来的国家法教授Hans Nawiasky之口。苏黎世的国家法教授Andreas Kley也颇为赞同。“联邦委员会是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制订者，却不为联邦宪法所制约。它可以在各州的权限范围内依然宣布实施紧急条例，而不必注意自由的权利”。
为了重新引入直接民主发起了2项全民公投议案
1949年多数州和选民通过了第一条动议，这震惊了政府和议会。第二条动议被撤回。按照间接反动议的要求，自1952年起取消了紧急管制制度。
(资料来源：Thomas Kley发表于《新苏黎世报》2015年5月4日的文章)
藐视议会制的人
早在1930年代，瑞士的领导者们就开创了“精神国防”(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这一概念。这是瑞士对维护本国角色认定的推崇，也是为了抵制希特勒所倡导的以血缘和土地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胁。
“精神国防”的高潮是塑造正直勇敢、骁勇善战的瑞士公民形象(德)外部链接，他们挥舞着中世纪瑞士雇佣军的两大绝活-晨星锤和长柄斧。然而民主在这一过程中也遭到了削弱。
事实上，瑞士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危机在德国进行武力威吓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9年股市崩盘(法)后，瑞士和所有欧洲国家一样，反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想要制约民主的影响，因为据说民主会抵制征收急需的战时税。
瑞士纳粹和中间派政客
最激进的做法就是亲纳粹和法西斯分子。他们对民选的议会持嘲讽态度，认为其毫无行动力，而且会削弱有组织有能力的领英国家。
然而对民主模式弱点的确认却大大鼓舞了极右翼份子。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大罢工(德)让政治游说团体增添了新的市场策略。他们的目标是在瑞士人的脑海中树立起一个政敌，而民主的方式已不足以应对：这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的策划者。
还有许多人认为具有协作性质的政府形式是种不错的解决方式。这种与等级分明的职业组织、行会、同业公会相似的联合会可以取代议会。国家应该由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或强有力的领袖来治理。而这种联邦政府委任的联合体仅应为专权的领导机构提供咨询。
民主岌岌可危
在战争年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拥有绝对权威的政府模式。即使战争已经过去3年，联邦委员会和议会也依然反对回归到全民公投的民主制度当中。
正如同基督教保守派、国民院议员Karl Wick在1948年所表示的：“一个国家也可以民主致死”：“民主是很重要，但国内外的安全更重要”。
仅有少数议员对这两项类似的全民议案持肯定态度，支持直接民主的回归。这其中就有工会干部、国民院议员Max Weber。“如果对民主加以限制，我们就不能摆脱陷入独裁和专制的危险，”他说。
出错招的联盟：沃州阵线
然而直接民主的呼声还是有的。名为“回归直接民主”的全民动议就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政治愿望并非出自地道的民主党人之手；恰恰相反，其核心发起人竟来自一个名为“沃州阵线”的组织。
该组织最初只是要在法语区的沃州举行一场跨党派的抗议活动。1933年他们的初衷是反对向本地红酒征收州税。这一阵线反对中央化、国家化。而其创办者兼合作倡议人是Marcel Regamey，他恰恰最看不上民主。1944年时，他还为第三帝国的衰落而遗憾。他认为“将经济从犹太人的国际资本手中解放出来”和将欧洲所有国家统一于一面旗帜之下是“值得为之奋斗的”。
也就是说，该议案的发起人替他的反对者呈上了其政治意愿。故事的结局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正是反民主的力量给予了民主最有力的支持，才让瑞士拖着奄奄一息的直接民主重新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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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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