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难题 控制农药预防自杀




农民买得到农用化学品,因此是喝农药自杀的高危人群。

农民买得到农用化学品,因此是喝农药自杀的高危人群。

(Keystone)

对农药制造企业来说,喝农药自杀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它们可能会面对产品销售上的限制。减少获得农药的途径,也许会有助于缩减相关人群的危险。

2008年,斯里兰卡为农药市场带来了意外打击。该国农药技术顾问委员会从市场上取缔了百草枯、倍硫磷和乐果等农药。同之前的农药限制不同,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因为农药对环境或人员的毒性,而是因为有证据证明,这些农药被斯里兰卡人用来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今年9月发表了首份预防自杀报告外部链接(英),引起人们对喝农药自杀问题的重视。世卫组织报告显示,仅农药自杀,就占全球自杀案件的30%左右,相当于在2012年有愈24万人喝农药自杀。而这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那里参与小规模农业经营的农村人口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农药的这种用途,包括瑞士先正达(Syngenta)在内的农药企业,是不是应该负起更大责任来?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就像是发生了药物药剂致死事件后,去问是否该迁怒制药企业,”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的旺达·斯科特(Vanda Scott)表示。

尽管农药公司一直在组织培训项目,教农民安全使用农用化学品,可对其产品被用于自杀,这些企业似乎不太愿意讨论。

“关键是要区分农药的误服和出于自我伤害目的的故意服用。如果按照说明、正确地使用农药,那么农药是安全和有效的,”先正达发言人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预防自杀组织和研究自杀预防的科研人员,都了解农药企业的微妙处境。

“让人联想到死亡的产品没人会喜欢。农药公司正在审核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但同时还是得销售它,”印度预防自杀组织Sneha的创建人拉克希米·维杰耶库默尔(Lakshmi Vijayakumar)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

很多人都觉得,农药公司应该在防止产品被转作它用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如果他们意识到并警觉这个问题,能够直言这不是农药应该派的用场,那才算好,”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部的亚历山德拉·弗莱施曼(Alexandra Fleischmann)指出。

各企业现在认识到,虽然对农药的误用未必有直接责任,却可以在减少农药的获取途径中起到作用。

“减少对农药的接触-比如把它们锁起来,不容易得到-有助于避免很多中毒和死亡事故,”拜耳作物科学公司(Bayer Cropscience)发言人乌茨·克拉格斯(Utz Klages)承认。

先正达也承认,有必要同科研人员及各种组织合作,以保证农药的安全贮藏。

“先正达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5年多来,我们一直在同世卫组织及国际预防自杀协会等机构合作,支持可行的预防自杀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的是精神健康和安全贮藏等重要领域,”先正达监管部门的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安全贮藏

2007年,自杀预防方面的主要科研人员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由先正达资助的一次世卫会议,讨论服农药自杀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次研讨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启动科研调查,研究亚洲农村地区农药安全贮藏柜的有效性。关注农药贮藏解决办法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处于情绪波动中的人不会轻易得到农药。

本着这一思路,印度同斯里兰卡、中国一起被选为试点国,以检验安全贮藏柜是否能起到遏制作用。喝农药是印度人最主要的自杀方式之一,仅排在自缢之后。

2012年政府记录的135’445起(世卫数据则为近26万起)自杀案件中,几乎有15%被确定为服农药自杀,相当于一年中有愈2万名印度人采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然而,围绕自杀的耻辱、农民自杀的政治化,以及自杀行为的违法性,意味着该国的自杀案件数量多有漏报。

2010年,社区贮藏柜这一概念首先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两个村庄进行试点。

“我们选择了种植花卉的村庄,因为花卉栽培要求每15天施一次农药,使得这些地区农药的使用数量与频率相当高,”负责这次研究的维杰耶库默尔表示。

起初村民们很不情愿使用贮藏柜,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在贮藏柜和花田之间来回跑。不过能有个安全贮藏区域,省得定期花时间去农药店,则很快得到这些村庄的欢迎。

“一开始社区贮藏柜的使用率只有40%,比较低,但现在已全部占满,我们正在想,是不是需要造更多的柜子,”维杰耶库默尔透露。

在这两个试点村里,人们发现社区贮藏柜在减少喝农药自杀人数上非常成功。从引入至今,喝农药自杀数量由26起降至18个月中仅有5起。

尽管试点村采样较小,但维杰耶库默尔相信,农药柜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半干旱地区会有潜力,这些邦自杀的农民中,几乎有60%是服用农药自杀。

然而她还认为,取缔某些种类的有毒农药,能产生比贮藏柜大得多的影响。例如在斯里兰卡,1995年对世卫组织1类有毒农药和1998年对硫丹的进口与销售限制,同自杀人数的下降同时发生。对农药进行限制后的十年中(1996-2005年),该国的自杀案数量比此前十年(1986-1995年)减少了近2万起。

无论是作安全贮藏还是市场取缔,“从影响与实践角度来说,限制农药的易得性作为降低自杀数据的手段,具有很大潜力,”世卫组织预防自杀报告这样写道。与上吊、药片或枪支等其他自杀手段不同,农药自杀高危人群更易辨别,获得途径也更易控制。

“我们知道,许多这类自杀都是情绪激动时的冲动行为。此前在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的研究显示,比起其他高自杀率的地方,这里人想死的决心没有那么大,”爱丁堡大学的梅丽莎·皮尔逊(Melissa Pearson)表示。她目前正在斯里兰卡从事一个农药安全贮藏项目。

在农药的安全贮藏方面,世人的目光都在关注皮尔逊的斯里兰卡安全贮藏箱试点。该项目是同类中规模最大的,开始于2010年,覆盖了162个村庄。预计会在2016年得出试点结果,结合在印度和中国的研究数据,应该能给农药贮藏箱的有效性评估提供足够的数据证据。


(翻译:小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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