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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 海峡两岸的回忆

1977年11月1日,《联合报》截图

我就入学台大和日常官僚的经历在台南的中文扶轮社午宴上发表了讲话。媒体对我在那里的发言作了总结。1977 年11 月1 日,联合报。

(中国驻瑞士使馆提供)

​​​​​​​从好奇到热爱

很高兴能在古稀之年到来前回忆自己曾经在台大历史研究所所度过的五年时光。我对历史所产生的兴趣可追溯到上小学的后期,而后来,集邮的决心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其时,家父与世界各地的各类机构和个人都有广泛的通信交流。我迷上了信封上那些小巧的各色邮票,它们又恰好是六十年代初从殖民统治过渡到独立国家进程的一个写照。那时候,对于集邮,我的所求并不在于积累财富,而是把集邮册编纂成一个地理、历史和时事的插图手册。在我的收藏里,中国邮票的样式很有限,与这个泱泱大国的重要性和辽阔不太相符。这份无法从方块字去破译内里乾坤的不足激发了我对这个遥远国度以及那一方土地上的子民与文化的好奇,对这一切,当时我们都知之甚少。

贺彼德(Peter Hediger)

出生于1947年,曾任瑞士联邦国防、民防和体育部军事官员,已退休。1975年至1981年间,他获得奖学金,赴台大留学并获中国古代历史学位。曾于1999至2003年任瑞士驻华武官。

信息框结尾

我的高中岁月是在冷战期间度过的,当时灌输给学生的普遍信息都有这样一个标签:西方社会与世界抗衡。那时候历史课继续集中关注瑞士历史,即使课题有延伸至世界历史,其地理范围也从来走不出法国和德国,而时间范围更讲不到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现代历史。

铁幕背后是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邪恶力量”,它们与西方竞争以达到对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造成影响力。结果是,从高中乃至大学的历史课讲座都没有提供超越论战政治辞令对当代世界东西方矛盾的详细分析。而在这个全球的星座中,中国处于世界最偏远的边缘,在地理与政治上都存在着被孤立和忽略之处。因此,少有真实而不被歪曲的信息进入瑞士。而西方游客针对中国的报道常常透露的却是凌驾在中国信息之上的一种自我膨胀。位于苏黎世老城的一座左翼书店偶尔会销售一些从中国官方政治文件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和小手册。在这些信息源头上,我了解到中国是如何公然挑战苏联及其盟友在解读马列主义中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我对他们的这份勇气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不仅是它丰富的国家历史,中国的当代政治也同样包含着许多迷人的奥秘。

有两本从东德翻译过来的书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在苏黎世大学求学时决定在主修现代历史外着手研究中国。这两本书,第一本书是茅盾的《子夜》。我喜欢这本小说特别是因为它通过三十年代的中国模式描述了第三世界的所有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在一个古老与年轻、传统与西化、农村与城市、贫穷与富裕、中国传统和外来影响的矛盾底色中各自演绎出自己的角色。第二本书是《孙子兵法》。人们常把这位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军事哲学家与十九世纪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相提并论。然而,《孙子兵法》读起来更有吸引力,因为他的格言是基于心理学基础的,而且比克劳塞维茨的思考更为永恒,尽管总体的论述仍停留在他那个时期的技术框架中。我觉得他“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观点不仅适用于战场,还适用于日常。这两本书很大程度促使我学习中国文化,包括现代汉语和古文。在此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既没有语言天赋也不是语言天才。当我挑起学习中文的重任,主要是为了寻找进入中国历史和哲学的钥匙。

那时候苏黎世绝不是进行中国研究的理想之地,尤其是在以当代世界史的主流学科下作为小众课题。对中国的研究尽管没有清楚界定的要求,但这片学海却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几乎让人无法抵达彼岸。我记得当时没有一本实用的教科书和词典,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位在北京出生的美籍华裔女士的口语训练。汉语学习均是通过英语间接转换而来,教科书都是耶鲁大学在四十年代为派遣到中国的大使而编写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带有新教色彩的中文术语。另一个不便之处是,所有中文文本和词汇都是用过时而复杂的繁体字写成。学系的负责人是一名退休的荷兰传教士,他曾为荷兰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华族工作。从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中国短途旅行回来后,作为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就的拥护者,他宣布了课程计划的彻底改变,并推行中国出版的新版教科书。这些新版教科书的好处是使我们终于学到了自1956年中国语言改革后所使用的简体字,除此以外,其实新版教科书并无实质性的改进。不用学新教教派了,我们又不得不学习起极端的政治词汇来,比如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整个课程一直保持着一种了无终结般的高度结构化。中国研究在一座崇高的象牙塔的厚墙后面进行,与现实世界遥远得没有任何联系,让人看不到毕业后能找到一份适合的正常工作的前景。每年有二十五名新生入学,但一年后则只剩下大约半数了。第二年后,这个数字再减少一半,所以,从第三年开始,大约只有六位核心爱好者在继续他们的研究。不幸的是,即使是以汉学作为主科毕业,他们当中也只有一两个人能在后来找到一份与他们的中国研究领域相关的工作。刻板的课堂气氛所欠缺的语言练习日渐加重,这使我越来越迫切感到与现实里的中国联系起来的必要性。

精典特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记录着瑞士人在华留学故事、具有时代烙印、承载着半个世纪瑞中友谊的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是一本反映瑞士留华校友学习、生活的纪实文集。你能够透过这本《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初相识

如今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有多么封闭。当瑞士学生旅游协会宣布他们正在筹备一个三周的中国之旅时,苏黎世的学生社区掀起一片激荡。申请这趟旅行的人似乎源源不绝。我有幸获得到了一个名额。这让我似有一种如坠梦境的感觉,并随即展开了周详的准备。在香港旅行三周后,我才与大部队汇合。那是我第一次到东亚旅游。我记得在即将抵达中国时自己有多么激动。在飞机上,我坐在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旁。凭着自己那一点基本的语言知识与他们攀谈起来。那位先生在阅读一本《孙子兵法》的小书。在飞机抵港前,他把这份复制品赠送予我,并题了字。我感动至深,想不出能有比这更具象征意义的物事来纪念我跨进中国的文化领土了。在九龙的头三周,我作为唯一的外宾与一位国语老师和几位长期租客挤在九龙市区一个狭小的地方。我本来并不习惯与不怎么相熟的人住那么近,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么拥挤的居住条件下,我们却能相处融洽。那期间最使人愉悦的回忆之一就是每天清晨,隔壁套间的一个小姑娘来借用我们起居室的钢琴练琴半小时。她每次走进客厅都会面带微笑,随即把好心情感染给大家。我记得在我搬进那里的数日后曾发生过一件事。我听到门口有人在大声争吵,说的是广东话,所以我连一句也听不懂。从房东以及两个不相识的男人的表情上我猜想这场争吵非同一般,我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我心有戚戚地走去问房东需不需要帮助。房东先是对我的反应感到惊讶,然后笑了,向我解释一切都好,并说我应该习惯粤语这一种充满南方特质和声势的方言。课程的时间安排是:上午私人授课,其余的时间都用于去发掘新事物和一个对我而言完全是异国情调的新环境。

三周的时间过得飞快,在我与其他瑞士学生旅伴汇合到中国时就结束了。我们在九龙火车站汇合,心里面并没有具体的期待。甚至有传言说,这趟旅行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因为据说在前一天,一群美国年轻人就有此经历且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把我们带到边境的火车像是一辆缆车。新界九龙与边境之间的香港乡村当时仍是真正的稻田。在终点站前的一个车站,大部分乘客都下了车,最后一站是罗湖,一条河涌标识出边界。在香港口岸,我们经过一个营房,在那里出示护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自己扛着行李穿过一座有遮蓬的木桥。在桥的正中间,一位身穿橄榄色制服的士兵站在那里。他没有佩戴徽章,除了球形的帽子上有一颗红星。他逐个检查我们的护照,并核对护照上的相片。然后又审查一下中国签证。他严肃且不发一言,用右手一个一个给我们打手势,示意我们可以进入中国境。

后来三周所经历的则无需细述,不然会扯得太远,而且它不管是和那时的语言培训还是当代中国都没有任何关系。总之,整个旅程我们都被视作贵宾对待,但同时也受到类似瑞士军队般紧锣密鼓的重复性安排的制约,而不像学生旅行团的活动。行程所到之处我们都去参观工厂、生产线、人民公社和学校。每个地方负责接待我们的革命委员会都会向我们作简单的讲解,接着参观企业,然后再和革命委员会举行问答会。这些都是1973年9月的事。在一次访问中,我曾见到过工人们为加入刚发动起来的“批孔批林”群众活动忙着制作卡通画海报。对林彪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曾试图发动军事政变。但对孔子的批评却让人想不明白,他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人格和重要的方面都遭到了谴责和否定。整个旅程我们都是在专业的中国导游陪同的监视下完成的。他们告诉我,学习古文没有用,他们要求删除这个主题。我不同意,并说,不然大家如何能欣赏到毛主席诗词,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成为焦点,而且很快会有一群人围在我们的汽车周围想窥视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我因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地上拍照而跟团体失联。当我跑到停车场时,有个农民和他的小儿子迎面走过来。我只是无意间听到儿子激动地跟他父亲说:“爸爸,你看,有个阿尔巴尼亚人!”这让我顿然领悟原来在这儿一个外国游客是多么稀有。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体现在人们的着装上,他们穿那种和中山装一样干净简单,没有图案的暗花工人服。全中国的男人几乎都穿着一式的夹克。所以,在上海的一家服装厂参观访问时,那台为全中国的夹克制作统一间距的自动打孔和钉纽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整成衣的大小只要少扣最下面的一两粒纽扣就是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大量钉好纽扣的夹克就绪待发。我觉得这种统一的制造方法对一个国土面积如一个洲般宏大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实用主义。

回到瑞士后,我必须承认,这趟对中国的访问让我产生了困惑。当然,我很高兴能有此机会成为直面这个国家的少数人之一。但我就真的了解中国的真实生活了吗?我希望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在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的同时,看到其内在乾坤,回到其历史深处。中国依然封闭,我又不得已回到自己在瑞士的常规学生生活。当有消息发布说中国一些地方会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时候,马上就如大新闻般被传播开去,并且吸引了许多的申请者。对于去中国学习的前景,我不抱有什么幻想,因为汉学仅仅是个辅修专业。对于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度以及它的人民,我是坚定不移的,只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了解当代中国需要通过对其历史的了解。与欧洲相反,中国与历史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我开始减少单纯的语言研究,哪怕我仍然会需要它。但我已经做了太久的学生,我开始寻找结合实践语言与研究历史的机会,更确切地说,是以中国的学术方式去学习历史。这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因为历史在那里被简化为两大主题:革命农民起义以及法家哲学学派与儒家的斗争,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中国现实

起初我以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后来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我于1975年夏天飞到了台北,在著名的台大历史研究生院谋得一个学习。因为暑假尚未开学,我得以在台北语言学院获得两个半月的强化课程。这是一个培养未来传教士的宗教机构。由于专业学生的数量不断下降,迫使该学院向其他欲提高语言技能的西方人敞开大门。授课是在教堂的地下室进行,条件很艰苦。讲座从上午八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的十二点半。我喜欢一对一的培训,为了不让我只听懂某一个人的发音,每个小时的训练都会更换老师。下课时从教室走出去,我像是一块被抽干的海绵。好在,我并不介意岛上炎热的亚热带夏季。

我住在学生宿舍里头一个小房间或者说是小巧但现代化的小窝里,距离学院有大约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每天中午,我会在回宿舍的路上,从无数的面馆或饺子馆里选择光顾其中的一家。午间小睡一会儿后,学生宿舍里就没有空调了,剩下的时间除了晚饭短暂的休息外,其余排得满满的全是做功课的时间。我住的地方主要是给在台北上大学而居住在城外的中国学生。少数住客是外国人,他们大多数是上语言课程或者因各种原因而短期停留在此。其中一个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和唐代历史专家麦大维教授。他与台大有密切的关系。大卫把我介绍给一位中国文学助理教授,我只记得他姓刘。

大学登记入学那天,刘教授在整个过程都热心地陪同着我。我曾被告知这个过程也许很麻烦。我准备了十二张照片,以为这就足够稳妥了。中国人果真是以发明纸张和印刷术而闻名的,但怎么就没提到如此伟大的发明也同样带来的官僚呢!在注册当天,我初尝到了它的滋味。我怀疑,假使没有刘教授的帮助自己是否也能做成。报名手续从一份布满小栏目的表格开始。大学的不同院系都在多功能厅设置有一些临时的办公桌。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通过这些办公桌去填写更多的表格或支付从学费到保险之类的费用。当第一张桌子上的表格填完后,就可以在第一张纸上盖一个章,然后挪到下一张桌子上。在一张桌子上甚至有身穿军装的宪兵检查我的居住证,以及我的发型和头发长度。毕竟,台湾是由戒严法统治的。当我终于去到最后一张桌子前,那真是一种解脱啊!在仔细检查过所有的栏目是否都有所需的印章之后,我获得了我的学生证以及台湾当局授予的奖学金的书面确认书。

前行的路并不好走。我是中国古代史硕士课程中唯一的一位西方学生。我在一个介绍会上与我的同学们相识,学院院长孙同勋教授告诉我们将会学些什么,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写学期论文,然后再写毕业论文。我很沮丧,因为我几乎一句话都不懂。在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交上朋友后,我问他们,他们是否理解院长说的话。他们毕恭毕敬地告诉我,这位院长是山东人,他讲话有跟孔子一样的山东方言。

热情好客和实用主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论语》的开篇句。回顾起来,我发现自己每每在领悟这个真理时心里往往都是怀揣快乐,所以我可以证明它依然是适用的。当我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时,我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艰巨之路。如果是现代史的话,理论上两年内就可能获得硕士学位。修古代史本土学生可在三到四年内完成,最长允许课程工作与研讨共计四年,其中有两年的休息时间来写一篇中文的硕士毕业论文。我很快就清楚了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时间上限。因此,我不能否认,有时候我曾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取得这个学位。

要求和挑战确实都很高,可幸总是有人在帮助我实现目标。几乎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同学们的团结互爱。因为我的汉语词汇不够全面而且我的听力水平也不够听懂老师的讲课,课堂上我不得不用英语或德语做笔记。但每次课结束时我都会收到同学们的笔记,使我能在晚上轻松地地回顾课堂上的演讲。为了方便我阅读,有些同学甚至不用惯常的手写体而用清晰的规范字体给我写笔记。另一个令我惊喜的是,老师对学生关心和爱护,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在经历苏黎世大学毫无特色的常规学习模式后,我没有料到在台北的历史研究生院学习会有如此不同。第一年,他们允许我用英语撰写规定的学期论文,但从第二年开始就不再有这样的待遇了,学院希望我能与同班同学一样用中文提交论文。我通常会罗列出一份含有自己对某一议题的观点大纲。我的同学们很有耐心,他们不惜牺牲大量的时间帮我把这些观点转换成研究生水平的书面汉语。

后来在我撰写关于法家哲学家韩非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的军事思想比较作为我的硕士论文时,也是沿用了一样的模式。在我提出这个论题后,学院的一位新院长建议我去拜访沈刚波教授。

沈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也是历史理论和中欧关系史上的权威。他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国民党时代学术研究的代表。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当时已经退休,不再讲授任何固定的课程。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去看望他时自己心跳加速的情景。他住在一个典型的日本殖民时代风格的小木屋里,在我所在的学生宿舍和大学之间的住宅区的高墙后面。他的太太,一位台师大的历史老师在门口碰到我,她把我领进一间舒适的起居室,那里除了木头颜色更深之外真让我情不自禁念想起瑞士小木屋的内部。几个窗户让小花园里几株漂亮的树木和许多盆栽尽收眼底。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沈教授穿着传统学者的蓝袍长装出现,沈太太就告退了,教授开始询问我的背景和初衷。起初他像个严厉的老师,言行举止有点吓人,后来我发现他愿意支持我的努力,这使我有了信心。我第二次拜访他的时候提交了关于自己将如何写作这篇论文的大纲。离开他的寓所的时候我再次感到倍受鼓励。不幸的是后来他患病离逝,我们再没机会相见。不过我理应庆幸我曾有机会见到他这样一位老一辈著名学者的领军代表。

台大另一位杰出史学家是方浩教授。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课。我到台北时,他已经退休。只是后来碰巧有人介绍相识。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成员,起初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在梵蒂冈从事档案的扩展研究工作很多年。所以他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都说得很流利。他是中西方关系全面史的作者。方教授讲话带有很重的江浙家乡口音,幸好他讲得很慢。有时我怀疑他讲话的语调是否总是正确,我有一个印象是他的中文甚至带有轻微的意大利口音。他曾经问过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中文学习最难的是什么,是不是写字?我回答说,中文四个音调的应用超过了写字的难度。我确实每一天都为如何正确发音而纠结。方教授笑了,他坦率承认他的四声调也许不总是正确。他建议我不必执着这个问题,而是注意讲话的流畅性并运用常用句型。

研究所所长建议我去找傅乐城教授。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山东人,我论文的新导师。他是汉唐史的专家。不过傅教授最知名的作品是被广泛应用于全台湾高中和大学课程中的《中国通史》。他的一些韩国学生把这部作品翻译成了韩语,我记得我后来在首尔的书店里曾见到过。几年前,新版本在大陆以简体字出版并在各大书店突出展示。《通史》无疑是出席他的课和研讨会的一个绝好的起点,根据课程要求我参加过其中的一些。傅教授自谦只能胜任汉唐王朝的研究未免太谦虚了。

傅教授除了写有优秀的著作和文章外,还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在台北的最后两年对他增进了了解。从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有迷人的风度,亲善且总是面带微笑,我真想不起他什么时候有过坏心情。在准备论文的阶段,我通常每周去看他一次。每一次见面他不仅就如何进行论文主题的研究给我提建议,还经常触及到其它话题,他也给我讲述中国风俗和文明的概况。

傅教授还向我介绍了中国杰出汉学家、语言学家、史学家、革命家章太炎的著作,章太炎又名张炳麟,是在西方较知名的中国当代作家鲁迅的朋友。章太炎有着丰富的汉语知识。汉语难就难在许多单字往往有高达八种甚至更多的截然不同的释义。很少使用的释义往往已被完全遗忘,只有在特定的词典中才能找到。这位多产作家有本作品集名为《旭书》,这个书名是故意选择来迷惑甚至是愚弄读者的,因其文字字面上的意思为“晨光之书”,而更接近书中的内容则通常被翻译成《冷嘲热讽》,因为作者在他的文章里经常表现有背离当代主流思想的意念。最可惜的是,除了指定的引文外,没有西方语言的译文。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复杂的方式来写他的书,字里行间有着古奥难解的隐晦含义。他说是要教育大家。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学良转向以白话文的笔调写作尽可能去接近日常口语。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篇关于商鞅的文章,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法家学派的主要哲学家。我和我的老师花了很大的力气和耐心才读完了这篇短小但却难懂的文字,不过,我们至少对汉语的复杂性和真正的汉字之美有了一个认识。

我觉得傅乐成教授有点像个圣人。相比他节俭的生活方式,我在学生宿舍的家显得奢侈。像沈刚波教授一样,他也住在日本殖民地区的老旧的黑木房子里。房子里还有其他房客,傅教授自己有两个小房间,里面除了书架上放满了书,地板上也堆放了一堆堆的书。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工作,那儿几乎容不下另外一张椅子。他没有家人。有传言说他的妻子在1949年不愿跟他去台湾,所以留在了大陆。要到那所房子去,需要穿过一片高草丛生的野园,那些草丛已经很久没被人砍伐过了。这片野园其实真能为当时很受欢迎的功夫电影提供一流的背景。如果突然有个剑舞侠从树后跳下来,不会有人觉得惊讶。不过,这从未发生过。相反,到达房子之前需要经过几个相连的槽坑,槽坑上只盖有一个简单的屋顶,住户们一定在那儿上早厕。自从我在瑞士军队当兵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种设施。

在我们每周的课上,傅乐成都会告诉我他是如何学习历史的。他对自己的叔叔傅斯年很感兴趣,傅乐成很崇拜他。傅斯年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一位伟大人物。他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位领导人物,但与著名作家鲁迅相反,傅斯年更多是一位右翼人士。傅斯年对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侄儿傅乐成对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法家哲学流派上细致的分析和归类赞赏有加。傅斯年于1949年移居台湾,成为了台大的第一任校长。

除了热情好客,中国还久久地给我留下一种自然实用主义的印象。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总是受到许许多多规章制度的制约。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般善于挑战和绕过这些规则的习性。不作黑白分明,相反,善于在两个极端之间界线模糊的灰色地带里不断试探能走多远而至不违规。我在台湾学习时正好处于台湾戒严的年代,禁止来自大陆的一切。当我要为第一次口试做准备时,我收到一份备考的阅读清单。在必备阅读中有解放后继续留在大陆的知名学者的作品,所以它们是被岛上的戒严机关所严格禁止的。在感到惊讶之后,我去问我的老师如何才能获得这些在台湾被认定是非法的文本。傅教授笑了,让我去问我的学生同事。原来,他们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文本副本。我还因此发现在台湾盗版书籍行业非常发达。不仅是一家,而是几家主要的出版公司专门重印大陆的书籍。毛泽东喜欢读史,他因此整编了一个很严谨完整的官方二十四王朝历史的新学术版。由于是繁体字书写,它们立刻就被台湾复制并忽略与原始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的所有关联。对于一些学术研究作品,原作者或编辑的名字要么被删改,要么被省略。在我的书单上也有原版的摘录:中国哲学史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编写。为了避开审查的注意,书的标题被改成《中国思想史》,作者的名字也被改成了马楚原。其他例子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的一些精选作品。这些书被冠以郭鼎堂为作者的名字流传。尽管有禁令,但在台大和台师大附近的书店里,这些书或多或少都是公开的。我想审查制度不会不知道所有这些做法,不过是选择忽略它们罢了,研究历史终归没有坏处。毕竟,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只有一个,没有理由阻碍历史研究的成果或纂改众所周知的历史资料。

舌尖之旅

“民以食为天”是《汉书》里的一个引述。它反映了中国人对饮食的重视。中国有四大菜系的烹调传统,并没有所谓的中国菜。很快我就发现台北是中国隐形的美食之都。内战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留下数以千计的士兵滞留在那里。这些不得不在台湾开启生活新篇章的老兵来自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当中不少人在经营各种大小不等的餐馆和当地风味的饮食时走出一条新的职业之路。主要菜系如麻辣川菜,丰富多样的粤式风味,浓郁的江南风情遍及从高档食府到流动小贩的无数食肆。那些携带各地乡土特色的改良美食更是吃都吃不完,我的朋友们就因了解那些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地方小食肆而自豪,即使当一个穷学生,也能享受到各种美食。

学生宿舍的食堂也提供西餐。只是质量不够强大所以难免让人生出乡愁。面包太软,油腻而无味且有太粘和过甜的果酱,根本无法代替我以前在瑞士的早餐。我必须另寻美食来开启新的一日。解决办法就在从主街通向大学的行人道上,一个大陆的老兵和他的台湾太太在那里的一个遮蓬下摆了几张桌子和长凳,专营地道的北方中式早餐:豆浆,油条和烧饼。油条是很地道的一种中国食品:一块面团在锅里经过油炸后膨胀到原来大小的好几倍,冷却后简直美味无比。烧饼是一种用小麦面做成的不带咸味的食品,大小形状如一块眼镜片。这是我的革命性饮食之始。

接着是在大学的食堂里。每次和几个同学去那里,我们会经过一个架子,里面放着许多盛有豆腐块和西方人称之为“千年老蛋”的小盘子。它们看着蛮可怕和让人生畏的:蛋白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硬咖喱,蛋黄则变成深灰绿般又软又浓稠之物。不过,每当我经过这个架子,这些备好的盘子总会在瞬间便一扫而空,而且,食客们显然都很喜欢把豆腐和皮蛋加以搅碎后再放几滴酱油拌着吃。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肯投降一试,以慰同学们的力劝。那天好奇心使我不再犹豫那么多,结果后来我也成了这个精致小菜的粉丝。不过如今我只得望梅止渴皆因西方的中国餐馆很少有做这道菜。这个经验无疑使我在后来更乐于去尝试中国烹饪的多样化,而且少有后悔。

半工半读

为完成课程而上课和撰写学期论文让我抽不出时间去忙硕士论文。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尽管这期间不会有奖学金。我不得不找一份工作以获得一些基本收入。命运真的很垂青于我。在没有付出太多努力的情况下,一位住在同一学生宿舍的美国学生告诉我,他在图书馆有一份工作,但因准备回国正在寻觅一位接任者。真想不出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他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后我随即就获录用了。我甚至非常喜欢那里的环境。图书馆坐落在日本殖民时期的一个前道教圣地,根据中国传统宫殿的标准,建筑入口处有红色的柱子支撑着一个覆盖着明亮黄色瓷砖的大屋顶。入口大楼前以及里面庭院的莲花池使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秀丽。

从1977年12月到1981年8月期间,我在图书馆兼职。

依照工作合同我每天早上都要到图书馆去。这让我在其余时间能阅读为撰写论文需要的资料。我在图书馆负责从中文到英文的各种翻译,主要是每月的时事通讯以及一些英语信函。我很快就感觉到被国际出版交流局的这个六人团队所接纳,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也同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同事们使我关注起杨国翰的丛书。这位十九世纪上叶的杰出学者致力于收集古代作家的语录。他从文本碎片里煞费苦心地复原了失传的作品,重新整理了必要的资料,特别是汉代以前古老中国的非儒家哲学家的资料。

我们的工作气氛很轻松,没有人需要真正去超负荷工作。这给了我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即使在图书馆的工作时间内,我也可以从事我的研究以及从称职的图书馆管理员那里寻求第一手建议,甚至偶尔去查阅馆内收藏的善本珍籍。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把我从为论文寻找一个可靠的印刷公司的烦恼中解救了出来。按时提交论文是获得学位的不二条件。1981年的下半年,在答辩和收到硕士证书后,我在宝岛的逗留便嘎然而止。

不可否认,作为学业成果,这份学位证书让我心存感激甚至自豪。我是第一位从中国大学完成正规课程而获得硕士学位的瑞士人。

在往后,不管是身在中国还是中国之外的职业和私人生活中,我始终以此为豪。我一直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保持着联系。我视这些联系以及阅读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是丰富自身的一个源泉。因此,中国成了我的一个终生朝圣之地。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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