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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 清晨的十四个包子与一个烙饼的告别

金亦然教授于2015 年10 月在日内瓦大学举办的中国科技与文化大会

金亦然教授于2015 年10 月在日内瓦大学举办的中国科技与文化大会。

(中国驻瑞士使馆提供)

我与中国的渊源几乎始于一种巧合。1992 年,我跟随一位痴迷东方语言的朋友,开始了在日内瓦大学的求学生活。学习之初,我选读了法文、中文和阿拉伯文,隐隐约约觉得这种分散的方法能助我更好去了解世界。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我必须承认,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我因此变得更为聪明,而是这种选择所带来的许多经验绝对拓宽了我的视野。

特别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它们质疑又丰富了我们看人待事的一贯方式,为我打开了一方前所未有的眼界。

和日内瓦大学文学院的许多学生一样,我有幸能在那时候上崔文·比勒特太太的中文课。从她而来的许多回忆,如今仍陪伴在我的日常里,而作为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瑞方的院长,与中国交流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金亦然教授(Prof. Basile Zimmermann)

瑞士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瑞方院长。曾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并于1997-1998 年间就读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3-2004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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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的夏天。为期五周的生活,我居然带上了吉他和萨克斯管随行,不知道是不是怕自己会生闷,如今想来,对我自己当时的逻辑真有点困惑……总之,那一段在北大度过的时光很美好,这正是我今天想说的,对于一个瑞士青年来说,遇见了很多的不同。中文不灵光当然是个障碍,不过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留学生宿舍一名巴勒斯坦学生的陪同,在单车的海洋中环城漫游。中国发展得很快,真的很快,是那一年夏天,我在北大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通讯地址。

我从少年时起就对武术产生了延绵长久的兴趣。先是柔道,后来也学了一点合气道和空手道。1994 年在北京的夏天,我遇到了一位武术大师,她建议我每天早上到她的武术馆进行三个小时的个人训练。我在她那里呆了三周,以一种记忆高于身体表现的速度学习,因为在这三周里我居然学了三套长拳,就是说每周学了一套!

清晨我四点半起床,需要骑大约45分钟自行车到西直门。那辆飞鸽牌自行车是我从北大附近的一个商家手上买来的。到了武术馆附近,我总是在一个卖包子的小贩前停下来。我发现了在练武前吃得少一点比较好,所以就买一个包子。“就要一个?”卖家问我,显然对这小数量表示惊讶。

三个小时的训练后,我在返家的途中又在那里停下来。“ 你好,我要十三个包子”。“ 十三个?”卖家又问我, 对这个食量感到吃惊。几天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总是在我开口前就把我要的数量递给我。这段单车之旅的回忆很美好,饱餐一顿包子后,一路慢慢地骑着回北大。

到了这段日子的尾声,北大通知我,因我不再上任何语言课,需要把房间腾出来。按照原计划还有一周的武术课程,我因此决定住进武术馆附近的一家旅馆。当时,外国人不能在不属于接待外宾的地方留宿。但那里的员工依然接受了我,要我保持谨慎。

精典特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一辑

这是一本记录着瑞士人在华留学故事、具有时代烙印、承载着半个世纪瑞中友谊的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是一本反映瑞士留华校友学习、生活的纪实文集。你能够透过这本《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每天早晨5点,我会小心奕奕地从酒店出口连接的胡同出去继续我的武术训练。由于是从城的另一端去武术中心,我也不再吃包子了,早餐换成了动身前在房间里喝酸奶。那条昏暗的胡同经过各种建筑,还有一个散发恶臭的露天垃圾堆。每天清晨、下午和傍晚,那个总呆在垃圾堆旁的男人会令我觉得惊讶。他总是以一种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浅睡在一辆三轮车上,似是准备要离开。他穷苦的样子让我觉得痛心,衣着和栖息的地方也没舒适可言,使我深感难过。后来我觉得他该是个拾荒者,因为他的三轮车里装满了空罐子,罐子里的东西似乎已经清空倒在旁边的一个垃圾堆上。整个星期,每经过一次,我都犹豫着想给他点钱,但我始终没找到一个好的借口去跟他讲话。这个男人经常睡着,我不敢把他叫醒,也担心会让他不自在。

启程回瑞士那天,我需要一大早乘出租车去机场,在酒店员工的建议下,我计划先去大路上打车,让司机驶到我住的旅馆来,然后带着我的大手提箱和乐器上车。由于急着出发,唉! 我竟然忘记了买酸奶。记得去打车的时候,我还饿得胃痛起来。穿过胡同的时候,我像以往一样经过那个拾荒男人的三轮车。那一次,尽管是在大清早, 他却起来了。手里拧着一个装着两个烙饼的塑料袋。烙饼金黄,烤得正好。他吃了一个,似乎心情不错。我又一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给他点钱好而觉得遗憾。我跑去叫了出租车。

几分钟后,我终于截到了一辆车,但司机不愿驶进胡同来。他说他会打着表等我。在跑步回旅馆的路上,经过那辆三轮车时,我看见那个男人朝着我微笑,并将他手上的袋子递过来,示意我拿走另外的那个馅饼。我又惊又喜,这简直如雪中送炭。我狼吞虎咽起来,烙饼好吃极了。在旅馆取东西的时候,我终于做了个决定:我要送他100 元,就说我要回瑞士,不再需要这些钱好了。几分钟之后,我沿着胡同往回走,当走过垃圾堆时,却见不到男人和他的三轮车的踪影。那是第一次我到处都看不到他, 因为赶时间,后来我只得跟着出租车走了。

在去往首都国际机场的路上,坐在车子的后排,我的神还久久地停顿在那一刻的交流。在那之后,我还有过多次在中国小住的经历,包括1997 年在语言大学学习的一年,以及2003 年在北大社会学系学习。

然而中国给我最初始的记忆却似乎一直定格在: 从一个远不如我富有的人手上,我获得到过一份馈赠。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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