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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左派为迷你裙而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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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举着飘扬的旗帜和印有罗莎·卢森堡及毛泽东的头像标语牌,游行者们手挽手地跑上苏黎世街头。 Keystone

革命的、沸腾的1968年并非从天而降:这一年代无疑已成为集体记忆中的亮点,代表着太多的破旧立新。瑞士资讯swissinfo.ch1968年前》这一系列报道讲述的是二战结束后,发生在瑞士的各种变革新左派的出现便是其中之一。

1967年夏天,苏黎世Odeon咖啡馆的老板因为一位年轻女员工穿了迷你裙(法语视频档案)外部链接而将其解雇。没过几天,街头便轰轰烈烈地举行起声援游行,打出呼吁接纳迷你裙的横幅。此前一年,迪奥品牌因欲撤回店内的迷你裙装款式,已在伦敦引发几次小型游行活动-由此开始,迷你裙成为上世纪60年代震动世界的革新运动之象征物。Odeon咖啡馆也再次感受到革命的气息-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早在20世纪初,这里就曾是列宁读晨报的老地方。

从论战到革命

迷你裙这一时尚话题也成为劳动党(共产党及瑞士其他左翼政党联合而成的政党,多语)外部链接青年党团会议的重要话题。一份警局的秘密报告中写道,会上曾有与会者声称,支持迷你裙的示威活动显示出,年轻人参与政务的热情是可以被调动起来的。报告强调称,在流行音乐的时代,类似的争论话题能够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影响,应该试着把自发参与游行的人“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换句话说,迷你裙的粉丝应该成为“有用的革命者”。

1967
1967年,苏黎世大学举办了名为《第三世界》的系列讲座。图为11月23日,一位生活在柏林的伊朗流亡人士Bahman Nirumand正在做题为“西方持续的反革命运动与欠发达国家之弈”的演讲。 Keystone

告别无产阶级左派

苏黎世劳动党青年党团规模并不大。最为壮大的时候,人数也不过20-30人,党团的存在也仅仅维持了1964至1969这几年。但是它短暂的历史却引证着二十世纪60年代“强硬左派”和“新革命派”(néo-révolutionnaire)的风尚:抛弃党内领导主张的社会主义,寻找无产阶级之外的新革命者。

巴塞尔、日内瓦、提契诺、沃州等瑞士其他州的劳动党(当地称作人民工人党,parti ouvrier populaire)内部也矛盾重重。新老左派之间的隔阂不仅限于欧洲,在美国也是一样。

代际冲突

落后于时代的、僵化的… 上世纪60年代,劳动党/人民工人党在1956年革命(布达佩斯学生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后被边缘化的创伤尚未愈合,在此种情况下,青年党团的建立自然被视为激发新生命力的契机。大部分的新党员都是在参加了60年代初的反核武游行之后开始从政。

反核青年们公开质疑、批判大众媒体和传统政党-即所谓的“既成体系”。他们和“老朽”的劳动党/人民工人党的结合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很快,老牌政党便对年轻人的“缺乏耐性和狂妄自大”忍无可忍。1969年,所有瑞士的青年党团便都“解散大吉”。

文明的批判

为什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继斯大林主义及苏联镇压匈牙利1956年革命后,来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方社会民主党分子都在寻找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同正统社会主义之间的隔膜很深。在新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具不再是工厂,而是大众媒体。

在其正式声明中,苏黎世劳动党青年党团写道,应该更加侧重“道德及文化层面”的斗争。不应该一味关注经济问题,而要将帮助瑞士劳工从苦难的道德世界中解脱出来。60年代的经济繁荣令追求物质保障的斗争退居二线。在1968年之前,左派将其直指社会现实的矛头转投向社会文明。为了改变社会状况,首先要终结的便是道德、文化的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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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1日,大学生在苏黎世举行反越战的抗议活动。 Keystone

学生闹革命

关于革命的另一个分歧在于“主力军是谁?”。老一代认为这一角色非无产者-即工人阶级-莫属;但是以苏黎世劳动党青年党团为代表的新左派则认为,革命不应由工人发起,而要在有批判精神的学生领导下,由青年人发起。

青年左派的依据是政治理论家Herbert Marcuse的观点,后者认为社会边缘人群具有巨大的潜在爆发力,其张力不输人们之前认为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左派对迷你裙和流行音乐乐迷的热情实际上是对当时马克思理论的摒弃。

更激进、更幽默

为了吸引新的追随者,就要运用其他的政治工具-组织规模小、但媒体回声大的行动。苏黎世青年共产党党员打出“更有趣、更非凡、更激进、更幽默”的口号。

“劳动党青年党团的姑娘和小伙儿们走街串巷地发送传单-传单上的流行图案令他们无比骄傲,他们组织静坐、讲演,并在街头谴责警察、司法、压制和教育。而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党的许可。‘老同志们’把花白头摇得像拨浪鼓,个个面露不屑。”

1968年春,左翼青年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他们在化学厂Dow Chemical-越南战场固体汽油弹的主要供应商-门前焚烧画像;5月底,他们扰乱苏黎世大学传统的火炬游行;青年共产党员和其他新左派势力还组成了进步工人、大学生和中学生的联盟,摇滚乐队Lone Star Gang成员也加入其中。

Jimmy Hendr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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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底,Jimi Hendrix的演唱会上,警察带着警犬进入演出场地,尾声时现场人员遭暴力驱逐。暴力并非没有缘由:演唱会中,这边年轻观众在台下随乐而舞,那边有传单从台上飘下-这是由劳动党青年党团创始人之一Roland Gretler设计的-上面的口号意图明显:“号准”年轻人反权威主义的“脉”,将他们对音乐的热忱转化成革命的能量:

“Beat是一场文化革命… 如果你在生活中得不到一丝满足感的话,全要归罪于那些试图让我们相信‘生命只有服从和前进、尊重和事业、学业和学历、工作和工资、热心和节约、秩序和安静、便利和法律、大众和欧宝,还有香肠和土豆饼’的那些人。”

演唱会上的暴力最终全部归咎在青年党团身上。一家苏黎世媒体曾报道说:“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1万名青年收到了传单,大强度地接受到‘要革命、要流行和要呼喊’的讯息,影响极深… 劳动党青年党团和反权威青年们就是这样酝酿起革命的。”

(编译: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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