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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搞科研的另一种方式

乔尔·施塔德曼站在大学走廊里。这所大学曾培养出苏联的火箭、飞机与核电站之父。 swissinfo.ch

4年前,乔尔·施塔德曼(Joël Stadelmann)怀揣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生物医学硕士文凭来到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如今他已成为那里的一名助教。他认为自己会在俄罗斯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

今年28岁的乔尔·施塔德曼在日内瓦湖畔长大。在一些人眼里,这位如今生活在俄罗斯的年轻人是个好奇心满溢的怪物。“就算我是个火星人,情况也会差不多,”他坦白说,还提到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也被称为鲍曼学校-的一些学生,“特意跑来看这个尝试用俄语授课的野兽”。

幸运的是,并非人人都持这种看法。他的大多数同事把他看作“正常人”,还同他分享他最爱的甜食-巧克力。

重学术,轻企业

乔尔自幼就有数学天分,所以转向“硬”科学是再自然不过。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洛桑理工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为何会做出这一选择?因为该专业的学生享有很大自由。“我们的必修课特别少,不过我同时选修了很多其它课程-这就是笨鸟先飞的道理,”他谦虚地解释。

那时他并没认真考虑过出国,因为他的成绩还不足以令他成为本专业的交换生。他觉得可以再等等,等拿到硕士学位再说。但有一样他已经想清楚了-他更喜欢留在学术界,为了能够“将一件工作进行到底,而非进行到出效益为止”。

2007年,他在洛桑理工的硕士导师必须去一趟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以分析两所学府的合作可能性,能有个学生有兴趣作交换生,自然有助于合作的发展。乔尔没用多久就答应下来,“不过就去半年,一天也不多呆”。

万事开头难

为取得所需各项批准-尤其是俄罗斯方面-的过程旷日持久,直到2009年2月的某天,他才总算抵达莫斯科机场。此时欧洲还在危机中互相指责,职业招聘的人数也寥寥无几。“我准备好体验前人未曾尝过的国际经验,同时期待着欧洲经济形势能得以好转,”乔尔·施塔德曼回忆说。

然而在此以前,他已立刻领教到俄罗斯日常生活的苦涩-大学派来接他的人根本未出现在机场。多亏了机场人员的帮助,他才得以独自一人找到鲍曼学校的校址。

乔尔·施塔德曼

我们有自来水,可时不时会断水;有电,却要当心别同时开太多电器,否则会跳闸。

“头一个月实在糟透了,”这位年轻人承认。尽管接纳他的学生宿舍离大学很近,这在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的确是张不可忽视的王牌,可他很快发现,暖气是那里唯一持续工作的东西。“我们有自来水,可时不时会断水;有电,却要当心别同时开太多电器,否则会跳闸,”他述说时,不禁笑起来。

写在鲍曼高工的论文

而4年后他仍生活在莫斯科,物质上的不便并未把他吓退。他立即投入了令他振奋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勤学俄语,因为科研报告必须用普希金的语言撰写,才能得到发表与接受。靠着努力,他在这座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找到了个人的平衡。

因此当鲍曼高工建议他在那里完成论文时,他丝毫不曾犹豫,即使在语言之外,他首先还得驾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这个挑战正是他所喜爱的。

“当我就一个问题凭直觉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会讨论上4个钟头,有时还会得出同样结论。但他们的做法显示出,其它方法不如这个,”他解释说。

鲍曼莫斯科国立科技大学有1.8万名在校生,其中400名为留学生。 wikimedia commons

为患者服务

乔尔在学习工程专业时,还学过电子、编程、一点儿机械与光学,甚至卫星图像处理。“可是在这儿,生物医学工程师接受的培训,是为要让他们能操纵医院里的各种仪器,”他解释:“所以他们具备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我就没有。实际上我比他们更技术化。他们也许在系统的概念确定上略胜一筹,但我在系统调试方面则比别人都强。”

而且对他来说缺的并不是机会,因为这位瑞士科学家-他很不情愿被人称为“科学家”-在鲍曼高工的授课之外,还参与了4个科研项目。

乔尔·施塔德曼

当我就一个问题凭直觉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会讨论上4个钟头,有时还会得出同样结论。但他们的做法显示出,其它方法不如这个。

第一个项目牵涉到用红外线取代透视使用的X光射线,从而减少癌症的发生率;第二个则是要为重瘫残疾人设计一部机器,让他们能够与医护人员沟通;第三个涉及俄罗斯的假肢开发,使其超越现有假肢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关节处的角速度方面。

最后,乔尔·施塔德曼还在参与一部仪器的改良,以便提高血样分析仪的准确度,因为血样分析是各国医生开得最多的医疗分析。这里是要以能够即刻-或至少是差不多即刻的速度-辨认出任何异常的摄像机,来代替分析血样的化验员的眼睛。“目前需要3秒钟,可这个间隔还是太久,”他微笑着强调。

为什么不留在俄罗斯?

如今这位年轻科学家与鲍曼高工的合约签到2018年,有可能在该校取得俄罗斯的“博士”学位,这要求在博士论文完成后,再从事一项新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而且后者必须“为科学带来卓越贡献”。

尽管这位瑞士科研人员已在俄罗斯最著名的技术学府之一崭露头角,他却在反思自己的能力。“他们具有另一种思考方式,能够在某些元素之间建立联系,而我独自一人却完全想不到,”乔尔羡慕地承认。不过他还是有希望的。事实上几个月来,“已开始在悄悄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位科学家高兴地透露。

来了莫斯科,我们可能会惊讶地意识到,瑞士人对陌生人有种天生的亲切感。在瑞士,向火车站员工打听火车是否停靠本站台这种事,人人做起来都不会犹豫,还理所当然地期待礼貌的回答,甚至可能是道歉,如果碰巧这名员工不知道答案。

但在莫斯科,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向营业窗口里的员工提问,就是自找“我怎么知道?”这种不耐烦的答复。而我在俄罗斯最安静角落度过的那些周末可以证明,这并非常态。我还遇到过另一种极端-杜布纳的一位老太太为了指明我该在哪站下车,特意陪我一起乘公车。

然而,尽管陌生人会遭受冷遇或鄙视,俄罗斯人却会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旦交往到了一定程度,俄罗斯人会极其热情,比瑞士人还要大方。

– 乔尔·施塔德曼

1985年1月7日生于法国萨韦尔恩

1985年:迁至沃州(Vaud),曾在数个行政区生活过

2003年:入洛桑理工微技术学院就读

2008年2月12日:获得微技术工程硕士学位

2009年:获得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奖学金,入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2012年12月12日:论文答辩,开始担任助教

1763年创建时,这所俗称鲍曼学校的大学被命名为卡特琳娜女皇二世皇家教育学校。它目前的名字来自社会主义时期,是为纪念1905年未成功的一次革命期间,在该大学主楼附近被杀害的布尔什维克尼古拉·欧内斯托维奇·鲍曼(Николай Эрнестович Бауман)。俄罗斯只有1755年创办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比它更古老。

它还是该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因为随着时光推移,该校在工程学领域的学术能力不断得到加强、巩固、保持,并取得丰硕成果,如今仍博得国际承认。

该校有1.8万名学生,其中400人来自国外。核能、电厂与武器制造等专业由于所教授知识的敏感性,故不招收留学生。

鲍曼高工的著名校友包括苏联太空计划(载人与不载人)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Серге́й Королёв)、首架超音速民用飞机的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Андрей Туполев)、首座民用核电站的设计师尼古拉·多列扎利(Николай Доллежаль),以及创办了航空设计局、并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帕维尔·苏霍伊(Павел Сухой)。

在20世纪上半叶,鲍曼高工在俄罗斯与苏联全境创办和组建了70多所工程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有军用航空学院、能源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和通讯信息学院,它们都在莫斯科。

(译自法文: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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