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文化浸润为主导动机

2015年在北京，作为拜耳材料科技公司的代表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会议上作报告。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供

写一写我在北京短暂的学习生活，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这一段远离家乡的日子不仅是一次重大的自我解放，一段奇异的探索发现之旅，也是一段我个人迅速成长的时光。

此前，我已经产生了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想法，在这段日子里，这个想法得到了决定性的巩固和加强，并且发展成了一种常态。如果我的经历能为那些正在考虑到中华文化圈中交流和学习的青年读者带去一些激励，那将是我本人非常乐见的。在今天，以数码方式记录一段经历已经是非常容易和普遍的做法，而我当年交流时这些手段相对匮乏。但无论如何，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清晰、难以忘怀的回忆。鉴于这段学习时间很短暂，我会在陈述中补充一些我的背景、动机以及交流结束后期情况的介绍。

陈瑞华(Markus HERRMANN)

1981年出生, 2001/2002学年冬季学期在北京大学留学, 现为拜耳（拜耳材料科技）公司全球倡导与行业协会负责人。

本书选择的题目《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看起来像是源于一个在遥远的过去甚至是静止不变的中国记忆根基，似乎已经与现在的情况有些脱钩了。我必须从两个方面对这种理解进行反驳：首先，虽然我在中国的学习交流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怀旧式的回忆，但那也正是我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开始。其次，对我而言，今天与中国朋友和同事的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未来的、智力、创造力和创业激情的灵感源泉。与瑞士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公民社会，一个疆域广袤的国度，这样一个日新月异并拥有发展性贸易能力的国家可以接纳不同的有价值的建议，来促进自身发展。在我与中国文化的日常点滴接触中，这一点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1981年2月出生在瑞士因特拉肯的一个中瑞联姻家庭。虽然我在瑞士乡间长大，但是我母亲一直积极地用中国的语言、生活习俗和观念影响着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此外，通过“瑞士华人联合会”提供的一些课程活动，我们在家庭以外也与当地中国人群体有着积极的接触。1997年至2001年，我在因特拉肯高中上学，早在那一时期，我们的校长莱辛（Helmut Reichen）先生就投入巨大的热情，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使我们在中学阶段就拥有了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的宝贵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我于1999年参加了为期三个星期的中国游学之旅。那是继1987年第一次到中国探亲之后，我第二次到中国去。这个交流项目使我有机会与中国学生及其家庭、老师以及政府部门建立许多直接的私人联系。我在高中时代还参加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举办的多个项目活动。这些经历结合在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我决定在会考结束之后休学一年，到中国进修语言。我当时到中国学习的动机首先以实用性为主。我希望深造我的汉语能力，重新捡起以前学过的汉字，再学习更多新的汉字。除此之外，我也非常渴望深入了解我外祖父母生活的国家。

我最终决定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普通话学习项目。它融合“技术性”和专题研究的语言课程吸引了我，同时它还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半年以后的2001年夏天，我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站在长长的队列里等待入学报到，然后参加了非常高效的等级测试。关于住宿，我决定放弃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在距离学校15分钟自行车程的五道口东王庄小区与人合租了一间公寓。我的室友为我介绍了一位北京朋友，而这位朋友恰好是我在北京第二中学交流时就认识的。一辆自行车、一本大部头的德中字典和一些听来的关于北京的轶事组成了我的全部装备，开启了我的文化浸润之旅。

在学习语言课的同时，我还系统学习了太极，作为嘉宾参加了北大乒乓球队的训练，于众多校内餐厅中品尝变化无穷的菜式。我与北京二中的朋友们、我的室友——一位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博士生，以及与我结成语言学习对子的北大同学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北京大学的中央图书馆位于校园东侧，我曾为准备期中考试而在图书馆苦苦寻找一个空座，这场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我见到的是一大群挤在一起专注学习的学生，他们似乎想把在图书馆的每一分钟都用到极致。在那些非常拥挤、充满学习热情的大厅里，我感受到了凝聚起来的勤奋、激励，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可能在中国其他教育机构中都呈现出类似的情景。不过我却并不是时时都能充满这样的学习激情，譬如未名湖（意思是没有名字的湖），那是校园里最美丽的一角，湖岸边环绕着树林和灌木丛，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总能吸引着我在那里长时间漫步。这样的角落还有很多，它们让北大校园平添了一份平和的质朴和庄重，使之成为研究和沉思的理想之处。

除了在学校上课外，我还游览了北京周边地区，去过上海、西安和河南省。通过这些游历，我感受到中国的地大物博与多样性——核心是与人的接触。我每隔几天就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广场骑上一个半小时，或者在颐和园骑上四十五分钟，那些历史古迹带给我深深的触动，思绪漫无目的地游离。我十分偏爱我所住小区门口的一家四川风味面馆，很快就和店主交上了朋友。我搭乘火车和轮船前往中国西南部，历经近两千公里的旅途，为的是亲身前往店主位于四川的家乡——一个介于重庆和成都之间的小城，拜访她的家人，传递远道而来的问候，体验令人暖心的热情好客。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样书 swissinfo.ch

能让我尽情从各方面发现中国的时间只有八个月，时间飞速而逝。2002年3月，我在北京火车站售票口买了一张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车票。我不愿以匆匆忙忙的回程航班作为北京时光的结尾，而是希望搭乘火车慢慢离去。十天后，我搭乘的火车停靠在了因特拉肯火车西站，我回家了——带着满满的印象、经历和回忆，在熟悉的家乡，这些令人产生出一种不真实感。在我上大学期间，发生过一些事件，象征着中国的加速开放：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四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7月，北京获得了申办2008年第24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从主观上讲，我在中国生活了八个月的个人体会是，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能够自给自足，具有勃勃生机与活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极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回国后，我发现我的实用性目标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才只是开始——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

我前往伯尔尼大学和日内瓦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并且在日内瓦的一家事务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我对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是，确保我能够以工作的方式重新返回中国。后来我从专注于瑞士法律的事务所工作跳到了国际化的企业咨询领域，于是机会来了。起初，我的海外项目主要服务于东南亚客户，后来零星有一些中国客户。2012年，我与未婚妻（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苏黎世调到香港。在香港我主要在银行部门工作，迅速地融入当地职场。一年后，我们迁至上海。随后三年，我经历了种种变化。最初是在原先供职的咨询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工作，随后跳槽到拜耳集团。2016年5月，我们的儿子出生。2016年12月底，我和妻子离开了各自在上海的工作岗位，结束了超过四年的海外生活，回到瑞士。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始终用汉语开展我在中国的工作，这种特殊的方式使得我原本在北京时已经经历过的文化浸润得到深化。我的工作是与人打交道，意味着大量的协调和沟通；除此之外，我还参与了大量项目、研讨会、演讲、走访客户。多方面共同发力，不为一时之计，而为长久之规，这包括成功、挫折——连同许多反馈的机会。我的行为、语言和判断也受到相关文化因素，包括价值观、理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例如，即使在非常客观的讨论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会考虑到关系和等级。因此，理论家往往把中国——常常和日本一起——归类到所谓的高语境文化国家。这意味着可以决定沟通结果的背景因素的总和非常强大。有趣的是，取决于汉语的浸润以及持久的反馈沟通，我的思维也被同化了。一方面，对我而言，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可以直观感知，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开始从汉语的思想和探讨中产生创意。此外，在中国工作的一些其他特点也不得不提，例如，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多样性和精神文化资源，存在着许多空白的机遇和动态的创新温床；再加上远大抱负和行动力，即使庞大的计划也能迅速成为现实。

这是一部曾在中国学习的瑞士留学生的中国回忆录。作为半个中国人，我的中国经历最初源于中学时代的交流活动，然后是到北京留学，最后是在上海工作。对我激励最深的是，通过参与当地生活的社交和实践而获得文化浸润。在这方面，我对跨文化与双文化的归属与认同课题也很感兴趣。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关联性和迁移性越来越强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只了解一种文化，而是在多种文化中都能找到归属感，并迅速融合。即使在瑞士，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移民群体，尤其是他们的第二代，似乎都能轻松驾驭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共存。在我看来，这里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情感——移情——隐藏其后：能够从文化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欧洲事务，瑞士也更加需要这种移情能力。而现在，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仍然有局限性，在这一领域，孔子学院、各种文化团体协会以及交流项目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最后，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有趣的写作项目。我祝愿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这一项目取得成功，并且衷心希望瑞士留华校友会能够以适当的形式实现制度化。一方面，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相互对话中产生新的动力。历代留学生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取得的群体智慧和经验教训将进一步方便下一代前往中国留学的年轻人融入中国社会。能够在中国留学，我感到荣幸，对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当时为我提供的支持，我深表感谢。我将继续探索，努力促进（实现）瑞士和中国两国职业、人才培养、文化领域的协同合作，这些探索和努力带给我无限的动力。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