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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追踪:跟着金钱走


追踪全世界独裁者的钱


作者:Cynthia O'Mur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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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tor Yanukovich (Keystone)

活动家正在努力寻找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隐藏的资产,图为亚努科维奇在2007年参加投票

(Keystone)

在基辅市中心的一座楼房里,廉政人士正在拼起一份份被撕碎的文件,试图追踪300多亿美元的下落。检察官们相信,这些钱是被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及其亲属从乌克兰窃走的。

“他们买得起昂贵的家具和奢侈品,在购买碎纸机时却光顾着省钱,”亚努科维奇泄密网站(YanukovychLeaks)的一名记者娜塔莉·赛德莱茨卡(Natalie Sedletska)说道。该网站列出了数十起交易的细节,其来源就是今年2月政权倒台时在匆忙中撕毁丢弃的很多袋纸张文件。

她的工作从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即越来越多国家的社会活动人士不断施加压力,意欲追回下台政府首脑的资产。与此同时,与很多资金藏匿国之间的合作也已得到改善。

上周白宫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宣布建立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美非同盟关系,资深外交官们也呼吁世界最富有国家严化反洗钱与逃税的相关立法。

列支敦士登在收到尼日利亚政府官方请求的14年后,于今年6月中旬宣布将归还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窃取的1.67亿美元巨款。阿巴查及其同伙藏在泽西岛、法国与英国银行账户中的4.8亿多美元也已被美国政府控制。

鉴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这些进展仍然不足为道。找到并归还被多国管辖的秘密法人组织藏匿的资产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其间还遍布法律纠纷。

设在华盛顿的追回被盗资产倡议(Stolen Asset Recovery Initiative)估计,每年发展中国家通过腐败流失的资产最高达400亿美元,然而截止2011年的15年间,只有50亿美元被追回。绝大多数都已销声匿迹。

自2008年起,英国从未向任何国家归还过有犯罪来源的资产。2012年,埃及对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法律行动,声称后者在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并没有与开罗的资产追讨工作展开合作。

从阿拉伯之春发生至今,来自资产追踪活动家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这种压力未能迅速取得成效。一种观念认为,在政府和民政机构工作的人也都与腐败有牵连,这也可能阻碍到合作的进行。即使有这方面的意愿,新政权掌握的追讨诉讼的技巧也还有限。

“最常见的情况是技术性问题成了失败的开端,例如司法互助请求上缺少日期或签字,”瑞士司法互助前主管鲁道夫·怀斯(Rudolf Wyss)指出:“另一个问题是‘刺探情报’。比如某个亚洲国家提交了一个请求,里而唯一的证据是一篇报章新闻。”

资产藏匿国的各家银行也不太愿意调查进行得过于深入。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作过一次调研,估计非法资金流动的56-76%被存进发达国家的银行。

英国金融监察机构2011年的报告注意到,各银行的反洗钱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报告强调,有些机构不对顾客作透彻调查,就接受了高风险客户;也未对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政治公众人物,作出正确识别。

调查者在追讨资产时也发现了许多实际困难。“辨认资产真正的受益产权人-那才是资产追踪最难的部分,”伦敦警察厅腐败收益部门的鲁珀特·布罗德(Rupert Broad)表示。

研究人员还发现,企业注册代办员在收集客户身份信息时常有渎职现象-这在美英等国的发生率甚至高过逃税港。美国各州-包括该国出了名的“国内逃税港”特拉华州,都没有积极督促揭发和收集高风险客户信息。

尽管面对重重阻碍,资产追踪者这十年来还是取得了进展。政治家们发誓要打击藏匿犯罪者资金的空壳公司,还要巩固反洗钱的法律规范。国际框架与双边协议也为世界各国执法机构间的更好合作铺平了道路。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

海地

任期:1971年-1986年

涉嫌金额:愈3亿美元

没收金额:650万美元

28年来,涉嫌被海地下台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盗窃的上亿美元一直躺在瑞士银行的账户里。新的法律和一项法庭决定为归还这些钱财铺平了道路。

杜瓦利埃绰号“杜仔”,人民起义迫使其1986年逃离海地流亡法国,留下一个陷入极度贫困的国家。他因花花公子式的生活作风而出名,据说他从政府合同中搜刮钱财,非法积累了至少3亿美元。杜瓦利埃于2011年回到海地,面对反人道罪、贪污罪和侵吞公款罪的指控,他全部作了否认。

海地于1986年要求瑞士有关机构冻结500万美元,但返还这笔钱非常困难,因为海地未能准备一份法律文件。2002年时效法令生效时,杜瓦利埃几乎在缺席情况下赢回这笔钱。瑞士调用宪法权力延长了法令,冻结这些资产,以保护国家利益。

2011年瑞士引入了《杜瓦利埃法》,允许有关机构即使在某些政权解体国家未能对腐败官员起诉时,也可以冻结和没收搜刮来的可疑财产。该法还反转了举证的责任,要求被指控者证明自己的钱财是通过合法手段积累的。“这些资产一旦被没收,将会归还海地,用于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条件,”瑞士政府表示。

2008年,透明国际法国分会及律师协会Sherpa开始瞄准属于赤道几内亚现任总统及加蓬、刚果共和国总统的资产。

2010年,法国某法庭允许这类非政府组织提出反腐败指控,此后有关部门已查封不少房产与奢侈品,包括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之子的11部跑车。

一系列调查还确定了巴黎和法国南部属于加蓬前总统奥马尔·邦戈及其亲友的39处房产,以及与刚果共和国现任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及其亲友有关的24处房产和112个银行账户。

加蓬前总统奥马尔·邦戈和他的儿子-现任总统阿里·邦戈-未受到正式起诉。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否认有不法行为。

继法国某法官于2012年对赤道几内亚总统之子发出国际通缉令后,美国政府利用民事财产没收法追讨他的资产,该法并不要求作出民事或刑事判决。

在其家人有争议的“美国vs迈克尔·杰克逊签名Thriller夹克”和“美国vs白色镶水晶‘Bad世界巡回演唱会’手套”两个案件中,美国政府试图追回7千多万美元,其中包括一些迈克尔·杰克逊纪念物,一所马利布豪宅,和一架湾流喷气机。

向来以“盗贼统治者的港湾”为人所知的瑞士长期以来倍受压力,如今它却成了司法进步最大的地区之一。有官员称,瑞士十多年来已归还大约17亿瑞郎(约合113.7亿元人民币)非法资金。2011年获通过、以前海地总统而闻名的《杜瓦利埃法》(Lex Duvalier)允许有关部门冻结资产,即使资产来源国(因司法不健全等原因)无法申请司法互助,或难以将涉嫌腐败的官员绳之以法。

在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数小时内,瑞士有关部门即冻结了他和他亲友的资产。而廉政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透露,欧盟对同一请求的反应却耗时37天。

从更大范围来看,自2011年起,八国集团围绕被阿拉伯之春推翻政权的资产追踪也已召开多次会议。今年4月,30多个国家的金融投资者齐聚伦敦,帮助乌克兰政府寻找与追讨被盗资产。

本届会议反映出两项任务的重要性,一是对资产追讨复杂过程作出更好的解释,二是在多个有关组织间构建联系。“把具体工作人员拉到一起,对建立信任关系和避免司法请求中的误会都大有裨益,”追回被盗资产倡议的吉恩·佩斯姆(Jean Pesme)指出。

追回被盗资产倡议等国际组织也在帮助各国政府做资产追踪工作。英国皇家检察署已向阿联酋等6个国家部署了专家顾问。

英国《严重罪行法案》计划中的各种措施,都旨在改善政府追回资产和对协助犯罪人的律师、会计等人的打击能力。

各国政府也承诺增补法律法规,令追踪与追回资产变得更加容易。其中最突出的提案之一,是创建企业受益产权人的登记册。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许诺建立一份公共登记册,并已督促别国政府,包括离岸金融中心所在国的政府步其后尘。

有人警告说,此举效果可能有限。“我们不能太天真,”列支敦士登金融调查处处长丹尼尔·特莱斯克拉夫(Daniel Thelesklaf)表示:“犯罪人绝不会向登记员供认自己控制着某个公司,企业登记册也绝不可能有资格对收到的信息作出审核。”

他指出这种做法的一些漏洞,例如英国计划仅对企业登记造册。“只有当受益产权人登记册的设想还包括信托基金等合法机构时,它才会具有可信度,”他说道:“若将其实施范围局限在企业,那么充其量只是装点门面。”

“摆在追讨资产者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而获得资料访问权仅是它的开端。提出刑事诉讼可以很复杂,而理出某特定资产与其腐败来源之间的关系往往非常困难。非法资金也经常会跟合法经营混在一起。”

即使有了刑事定罪,也不总能给资产追讨铺平道路。2012年4月,尼日利亚三角州前州长詹姆斯·伊波里因诈骗和洗钱等10项罪名获罪,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美元,被伦敦某法庭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的律师此后一直辩解说,伊波里的认罪并非是承认他个人从中得益。

不过各国政府已转向举证责任较轻的民事诉讼途径。比如美国检察官,就曾用这种策略来尝试追回属于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之子的资产。利比亚政府也利用这一途径,追回了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在伦敦的一所千万英镑豪宅。“假如资源不成问题,政府又愿意投入,那么走民事程序可能极为有效。但是该途径成本不菲,是意志的真正考验,”伦敦Peters & Peters律师事务所资产追讨专家基斯·奥利弗(Keith Oliver)评价说。

由于国际法堵塞了法律漏洞,腐败官员及其顾问在谋求掩盖痕迹的新办法,而这些顾问常常都是些高薪聘用的专家。有未经证实的证据表示,企图藏匿资产者正在寻找立法薄弱的司法区域,例如中东和塞舌尔等地。

金钱很容易就可以转换成艺术品、古玩或珠宝,这些物品便于携带,要追查也很困难。安伟国际律师事务所(Edwards Wildman Palmer LLP)合伙人安东尼奥·苏亚雷斯-马丁内斯(Antonio Suarez-Martinez)透露:“犯罪者们把非法所得变成投资组合,其形式多种多样。”

伦敦Peters & Peters律师事务所资产追讨律师萨拉·盖布里尔(Sarah Gabriel)已经列出一个清单,里面包括商标权、填充动物、温网赛季门票和保险单等。怀斯还记得查封过一件象牙制圣坛用具,这件珍品是从亚洲的一座教堂盗取的,在被用作贷款抵押后存放在瑞士某银行的保险库中。

一名企业家可能以金融机构看来完全合法的方式创办公司或者信托基金,但后者却被用来作昂贵的采购。现在亦有人担心,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也在吸引官员们的注意。

尽管困难重重,民间社会活动家和资产追讨专业人士还是保持了谨慎的乐观。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希瑟·洛(Heather Lowe)解释道:“就像挤压气球一样,你会把所有的不法行为逼到更小的范围内,对付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乌克兰廉政行动中心执行总监达丽娅·卡勒纽克(Daria Kaleniuk)警告说,现在没时间洋洋自得,面对特权阶级乌克兰执法仍然很薄弱:“我们必需保持舆论压力。缺乏意志或能力会妨碍到追讨进程,而且这种风险依然存在。”

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
尼日利亚
任期:1993年-1998年
侵吞金额:20-50亿美元
冻结金额:6.8亿美元
追回金额:11亿美元

尼日利亚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被美国司法部列为“人们记忆中最臭名昭著的盗贼统治者”之一。人们认为,他在1993-1998年的5年任期内共窃取了20-50亿美元。

自1998年他去世起,该国政府就一面顶住其家人的法律还击,一面努力追讨这些资产。

近年来尼日利亚已追回10多亿美元,其中最大一部分7.07亿美元由瑞士退回。有关部门在阿巴查死后找到的资金被转到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一个专门账户内,用于尼日利亚36个州内的住房、教育及其他项目。

今年4月,英国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驳回了数家企业提出的一项申诉,这几家公司隶属于某财产托管机构,该机构意欲推翻一份针对涉嫌阿巴查非法所得的2亿美元资产的冻结令。

在尼日利亚政府向列支敦士登提出协助请求的14年后,列支敦士登于今年6月同意归还1.67亿美元。

上周,美国司法部在被其称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盗贼统治没收行动”中,赢得了对4.8亿美元涉嫌腐败收入的法庭指令。美国司法部选择利用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于2010年提出的《盗贼统治资产追回动议》,通过民事途径追讨资产。

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埃及
任期:1981年-2011年
冻结金额:逾8亿美元

拍卖的多款金表、奢华钟表和一部法拉利跑车,虽稍稍展示了突尼斯下台独裁者齐纳·阿比丁·本·阿里的资产,却未能反映出他的腐败程度,博尔祖·达拉加希写道。“被窃的数百万公款已被退回,”透明国际中东与北非分部主管加达·祖格哈耶尔透露:“可这些不过是沧海一粟。”

随着2011年的人民起义之波赶走了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以及本·阿里等独裁统治者,许多人希望能迅速追回他们窃取的数十亿美元,帮助重建被连年腐败摧毁的经济。

埃及和突尼斯的被侵吞数额可能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高。当人们发现被统治家族藏作私用的财产远不及因低效而浪费掉或通过庇护网分散掉的金额时,政府的注意力也逐渐淡化。卡扎菲富含石油的利比亚所积累的钱财中,有数百亿美元已得到确定,但更多可能下落不明。

专家称,大量金钱被藏匿在海湾国家的银行里。然而政治局势的紧张和战争限制了政府的改革和承担相应责任。就目前来说,上述三个北非国家的政府还很羸弱,都极度依赖石油储藏丰富的阿拉伯半岛各酋长的庇护,不敢向后者追究责任。

版权所有:2014《金融时报》


(翻译:小雷),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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