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打破富国瑞士不存在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个人健康的神话。她提出，社会经济水平这项常被忽视的风险要素应当纳入公共健康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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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人对世界卫生组织(WHO) 把酗酒、缺乏运动、盐摄入过量、吸烟、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纳入当今非传染性疾病 (NCDs)的重要风险因素感到大惊小怪。充分的数据证明上述因素能引发心血管疾病、代谢类疾病和癌症，所以每一项都已被纳入WHO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全球行动计划外部链接(多语)外部链接所针对的目标。
位于洛桑的社会与预防医学研究所(ISPM)讲师希尔维亚·斯特希尼(Silvia Stringhini)则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清单中缺了重要一项：低社会经济水平。
“既然吸烟和肥胖是社会经济条件造成的，那么如果这一根本原因得不到解决，公共健康措施就可能难以奏效，”斯特希尼说。
“例如，我们能看见国际流行现象-吸烟呈减少趋势，但是贫困阶层的吸烟率仍居高不下。”
斯特希尼在ISPM的研究着重于她所谓之为 “社会-生物转型”课题，即社会经济因素如何“附体在” 生物学上，从而导致健康上的社会差别。
去年，她作为第一作者在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外部链接(The Lancet，英)外部链接上发表论文称，通过对40岁到85岁考察对象的工作头衔进行调查，社会经济水平低下可能导致预期寿命缩短25个月(英)外部链接。上述结论是研究团队对包括瑞士人在内的170万人进行了调查以后得出的。
斯特希尼认为，研究结果暴露了公共健康研究领域以及世卫组织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上的重大缺陷。
她解释说：“对于政府和机构来说, 诸如告诉人们戒烟等行为规劝措施， 远比改善社会因素、保障人们获得同等能力和同等资源要来得简单得多。”
她和她的同事们预计将在几个月后出版一份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比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衰老得快。社会因素对行走速度(健康功能的一项关键指标)的影响比吸烟和肥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更大。
隐蔽的健康风险
但是这项研究对于瑞士这个最富(多语)和最长寿(英)者的家园究竟有没有意义？
“瑞士的社会差距非常大。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这里既有流落街头的穷汉，也有世界上最富的人，”斯特希尼说。
“只要社会地位和财富悬殊存在，健康差距就会存在。这一点在瑞士常被忽略，因为普遍的观念是既然国家治理得好，国民健康水平差距就不存在。但差异确实存在。”
斯特希尼和她的同事们研究的一部分聚焦在瑞士人口，特别是洛桑和日内瓦西部枢纽地区。例如，CoLaus(英)外部链接研究对6000多名洛桑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教育水平低的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指标)比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患肥胖的可能性高出5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吸烟，体力活动水平较低，血液中总胆固醇水平较高。
其他研究表明，洛桑居民(英)外部链接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血液中炎症迹象更高。日内瓦居民(英)外部链接是否接受乳腺癌检查，与社会地位差距有关。
公平赛场
但如果造成这些健康差距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公平，那么政府和公共卫生组织能做什么？是让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吗？
斯特希尼认为事实上提高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能打开这一症结。有能力戒烟、花时间锻炼或购买加工程度较低的食品是一种奢望。所以，应当让社会经济劣势群体能像富人一样每天选择健康的生活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许多)策略倾向于将风险因素视为个人选择，尽管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让人别无选择。”她解释说。
“例如，假如法律要求减少食品中的盐分，这对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平等的。然而如果你建议人们不要往食物里加盐，那只有积极响应建议的人才会减少盐的摄入。这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斯特希尼说，改变众所周知昂贵的瑞士医疗保健系统(多语)或有助于提高获得预防性医疗和治疗的机会。
“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士的医疗保健系统更能轻易将穷人排除在某些服务之外，例如牙齿护理(多语) 。”
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关联性的证据正在不断增多。公众对这一关联性和对公共健康部门干预效力的认识也在增强。然而改变是缓慢的，斯特希尼表示。部分原因是改变造成健康差距的社会经济根源，要远比要求个人选择健康生活方式困难得多。
斯特希尼补充道，还有一样能够有助于缩小健康差距，那就是获取更多的健康数据，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社会差距，而不是国际上的社会差距。
“当我们在全球层面上谈论社会差距时，决策者倾向于考虑国家间的差异，而很少考虑到国内存在的社会差距。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乏数据，即使评估国内社会差距也很困难。
(翻译：雍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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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那是苏黎世9月的一个下午。当天没有下雨，气温怡人。对Niggi Schwald来说，晚上睡公园的长凳就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在市中心后面。他爱那里的宁静，“我早上不愿醒太早，”他说。
66岁的他对这座利马之城(苏黎世)了如指掌。当然他最了解的还是这座城市的阴暗面，穿过穷人、无家可归者，和那些领不到救济金的人的目光。他自己也在大街小巷上生活过4年。对于那段流浪的经历，他并未感到羞愧。归根结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一个睡袋、一个垫子、一个小的双肩背，还有一些衣物。这就是Niggi Schwald的所有-他在大街上生活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当。那是2005年，他在苏黎世郊区铁路桥下发现了一辆被废弃的干草车，而这车就成了他的栖身之所，“那寒冷的冬夜，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生了一堆火，却还是冻彻心扉，”他讲述道。
在监狱度假
那时的Niggi Schwald一贫如洗，在城里几个人气较旺的地方开始乞讨：中央火车站、商店和公车站点附近。运气好的话， 一天可以挣50瑞郎。他的“技术”在于，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至少要有礼貌。
如果下雨或者天气很冷，那么他就会钻到购物中心里。那是一个挺舒服的地方，离他的栖身之所也不远。购物中心就是他的一个“起居室”，他白天的时间大多在那里度过。总会有人给他一杯咖啡，或是一块蛋糕。一位商店的员工还给了他厕所的钥匙，这样他就可以在里面洗澡、洗洗衣服。
周日，商店关门，那么他就会去苏黎世的Kloten机场，混迹于旅客中间。那里的公共电视屏幕总会播放一些足球赛、滑雪赛，“这可以说就是我的业余生活，”他这样回忆道。
警察只找过他一次麻烦，那是因为他无票乘车，被逮到后又不缴付罚款。于是，他被关进监狱10天，“一天三顿饭，有暖气还有电视，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对无家可归者来说，一天的思绪总也离不开吃。夏天，他可以去农庄吃饭，因为他会帮农民干些庄稼地里的活儿。而在冬天，他有时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干草车、去市中心“找饭辙”，就只好拼命灌水。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瑞士没有人会挨饿，因为到处都有救助机构。
在苏黎世，就有例如Suneboge(德)这样的合住中心，Niggi介绍说。对十几位流浪汉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救助点。它的前身是监狱，就在瑞士证券市场旁边，现在可以提供热餐，而且非常廉价。
上万名贫困者
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德)显示，瑞士有7.7%的贫困人口。具体来说就是，有59万人够不上法律规定的收入线，难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的食品、住房、医疗保险等基本需求。尽管许多人其实都是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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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那些在贫困线上徘徊的人，据Caritas估计，这一人群可能会达到100万。瑞士有差不多1/5的人难以负担2000瑞郎的额外支出，例如一张牙医账单，Caritas在它今年公布的《瑞士新的贫困手册》(德、法)研究中这样写道。
特别容易“受穷”的是单亲家庭、单身成人、没有受过中高等教育，以及待业在家的人。尽管Niggi不在此列，但“坠入贫困是很快的一件事”。
在这位生于巴塞尔的人在大街上流浪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他在工程师事务所工作，月薪也有7000瑞郎。“没什么好抱怨的”，后来他离婚了，工作压力很大(“我总想做的更多”)，最后公司也倒闭了。那时他简直要崩溃，“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Niggi对此确信不疑。即使是上层社会的人，例如曾担任保险公司总裁的Mike，曾经在世界上飞来飞去，而如今也只栖身于“Suneboge”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难以逾越的孤独
尽管命运多舛，但Niggi Schwald认为他还是幸运的。他可以时不时地喝上一杯，啤酒或红酒，只要他攒够了钱。他从未变为毒品或酒精依赖者，只有吸烟是他唯一的“不良嗜好”，以前，他总是管行人要烟。
他相信，这是因为他的个性：“我一向都很乐观，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从未迁怒于人，既不怪政府、也不怪社会。他知道，他可以申请社会救济，他有这个权利。但繁琐的行政手续、填不完的表格和要与政府官员展开的对话吓坏了他，他不愿自找麻烦。
因此，他宁愿生活在大街上。这样的生活无须遵循什么规则，正如他所说，他是自由的。不过他也为自由付出了代价，“我没有什么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我来说，那种孤独是最难以忍受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无家可归或乞讨者一般都有一只狗或者其他宠物，他说。宠物对于他们要远远超过“冒险伙伴”这样简单的意义。
城市的阴暗面
福利城市游
“惊奇”(德)联合会在巴塞尔组织了首个“福利城市游”。该组织出版一份街头杂志，而且致力于照顾流浪汉。
这类城市游的目的有二：首先是，依照穷人、无家可归者、申请不到救助金的人的眼光，展示这座城市；其次是，让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城市向导。
巴塞尔于2013年4月首次按照德国模式提出类似建议，到目前为止，共有5500多人参与了这类城市游。
因为Niggi Schwald的付出和组织，这类城市游也出现在了苏黎世。2014年10月3日首个福利城市游顺利进行，总共持续2小时。今后这类项目还将在伯尔尼展开。
Niggi从未有过狗。他一向都是踽踽独行，直到有一天，那是2009年12月的一个夜，在自己的干草车上，他突然说：“够了，该结束了”。他不愿这冰冷彻骨的夜再次在野外度过。第二天早上，他去到了新教教堂的穷人赈济中心，从此，生活开始了彻底的改变。
如今，Niggi Schwald生活在苏黎世一套带家具的一居室公寓里。他是戏剧团体Schrägi Vögel(德)的组织人员，帮助召集街上的行人一起来表演。如果还有时间，那么他也会帮助那些贫困或边缘人组织。
“我的日程表”，他半开玩笑地说：“和商务人士也差不多”。一个月1700瑞郎的退休金基本够花，“钱很重要，但不如人际及社会关系重要，”他说。Niggi又回到了街上，不过这次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摆脱孤单，他的项目被命名为“福利城市游”(德)，带领游人在几个小时内了解当地流浪汉的日常生活。
客人们可以看到为穷人提供的“午餐桌”，紧急避难所，或者为有毒瘾的人准备的各类设施。这些地方都是普通公民尽量避免看到、接触到的，“这并非是去参观动物园，但它提供了消除偏见的可能，”Niggi确信。
只有一个地方，在他的导游路线里再也见不到了：干草车，那是他在铁道桥下睡了多日的地方。车，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车轨道。真遗憾，他微微叹气：“那里还是留有我那个时候的美好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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