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上海女子(第七节)

一名上海女子(第七节)

当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的时候，心开始变得诚实和开阔。在这片自然资源充沛的土地上，森林遍布，周末的午后，乔和我常常牵着手在森林里漫步，森林保持着原始状态，密集的参天树木中被辟出一条小径，小径只够两个人走，地面上有正在生长的野草和野花，野草有圆圆的三瓣叶，人们说如果能找到四瓣叶就代表找到了幸福。

森林里常年很昏暗，躲藏着毛茸茸的兔子和松鼠，有时还能遇见不小心爬出来的刺猬。农民在森林的出口处建造了供人烧烤的石台和歇息的小木椅，坐在木椅上小憩片刻，屏息间能听见小溪的潺潺声。

瑞士德语的发音常常让人联想到豪放的农民。在上海的时候，常常有充满幻想的女孩希望嫁给一个农场主，于是每天可以采摘鲜艳的花朵，喝新鲜浓香的牛奶，寂寞的时候和云朵般的羊群嬉戏，偶尔骑上一匹俊马在草原上呼啸而过，但这些都只是幻想，瑞士农民青年正愁着找不到可以交往的女孩，因为本国的女孩和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女孩子一样，大都希望找一个富裕的男子托付自己，而瑞士乡间的这些孩子，自继承起这份事业起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土地，他们除草、放牧、喂饲、收割……急需着一位女主人能够与他们一同分享劳动的快乐。

他们大都没有很多收入，并且被牵绊在土地上无法抽身去旅行。他们的心胸如土地般广阔，却没有密密的心思为心爱的女人写首诗。夜晚他们爱把女人留在家里，从而可以和同伴豪饮，清早他们起床的时候，期待着一顿丰盛的早餐来充沛他们的体力，所以电影里女主角“携我归农”的浪漫与现实里的繁琐沉重是两码事。

在瑞士的村庄里常能见到一座木头搭成的简易小屋，走进去会发现木架上躺着洗净的水果、蔬菜和自制的蜂蜜，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杆秤、一本簿子和一支笔。你只需把购买的东西一一放在秤上过量，然后在本子上记录下金额，把钱放进抽屉里，然后离开，没有人会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信任令人感动。

瑞士人并不受外国人喜爱，大多数瑞士人有一种警觉的表情，他们把嘴巴抿得紧紧的，目光锐利，眼球特别活络，问他们问题绝不多答，有关钱的玩笑他们从不开，他们很少请客，男女朋友通常自觉分开买单。

瑞士的老妇人似乎都彼此商量好了，要把外表搞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灰色的头发，灰色的长外套，洗得老旧的百褶裙，黑色圆头平底鞋，外加一把黑色长柄伞用来自卫。瑞士人的笑容很少，见到自己认识的人笑得很灿烂，但简单的问候之后，笑容马上熄灭，话也不再多。

瑞士人做事很严谨，可惜也造就了他们直线的思维方式，脑筋急转弯的情况在他们身上不太发生。在这个外国人占了很大比重的国度，瑞士人的行为举止成了外国人饭桌上的笑料。外国人抱怨着这个国家缺乏生气，条例规定太多，这个国家的人冷漠而呆板，但当他们在多年后拿到瑞士护照的那一刻又为自己变成了一个瑞士人而感到无比骄傲。

瑞士的条例规定的确很多，我和乔住的公寓房子，每天晚上10点之后男人必须坐在马桶上小解，站着小解是被禁止的，因为会弄出太大声响；只能在规范的时间内使用吸尘器和一切会发出噪音的电器，如果想玩乐器必须要打报告给房东，要开热闹的派队必须要征得左邻右舍的同意。

瑞士人的垃圾分类很严密，有机的，无机的，Pet瓶，玻璃瓶……都必须分开丢弃，丢弃的时候还必须要用指定的垃圾袋并贴上标签，这种标签在邮局里有卖，每个标签为2个瑞郎（1：6.5），因此丢垃圾也是一次开销。尽管这些条例让日常生活变得复杂，但也让这个国度里的人们得到了更好的生活质量。

瑞士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岁，每天在火车站我常见到一些老人起早摸黑地出来工作，他们步伐蹒跚，脸上积满了劳累，但他们不得不坚持工作，因为如果提前退休，就享受不到优厚的社会福利。走进超级市场，邮局和银行常常能见到那些老人在辛勤地工作，他们动作迟缓，并且大都不会说英语，这些是众多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

瑞士的年青人尽管面对着就职困难，但一旦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并持续工作一年以上，若发生解雇情况，政府将支付他们最后一年平均工资的80%，直到第400天，400天之后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福利将被削减。

在宁静的瑞士我常常想起热闹的上海，一个发了疯在往前跑的城市。有时候我会拿东西方的生活水准进行比较，却很难有答案。但有一点确定，大多数的西方人是无法想象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国在他们的想象中，跟张艺谋拍摄的一系列影片有关。

在西方，中国电影总是和封建社会，擒拿格斗和穷乡僻壤有关，而国人以为很美的很动人的现代电影却在欧洲为数不多，一些艺术家在电影中为了强调中国特色，忽视了当今全世界的生活形态其实已有被同化的趋势。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不再是蹲在黄土地上吃碗面，然后拿袖子擦干净嘴巴和鼻子，去乡里告状去的情景，也不再是几个女人哀怨地坐在一起看着窗外的梁柱上是否将被挂起红灯笼。在物质上，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获得的生活享受要比西方人更平等。

在瑞士，只有丈夫一人工作的三口之家，一周晚餐基本上都非常简单，由于肉类在瑞士价格不菲，因此这类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肉的影子，更不要说去餐馆消费了。人工在瑞士非常昂贵，上海普通人家拥有的钟点工，在瑞士只有富裕人家才有机会聘请。一切都很昂贵，于是一切都要节俭，这就是瑞士人。

而在上海，根据不同的经济收入都有相应的消费场所，餐馆是属于大众的，一些“小乐惠”对家庭并不造成太大负担。再说版权，现在国内对盗版的打击越来越严厉，但是盗版不管怎样还是让大众得到了公平的娱乐，音乐是大家的，电影是大家的，然而在瑞士，CD和DVD都非常昂贵，CD更是被用作生日庆典的馈赠。

常有外国人问我关于中国现在是怎样的问题，问我人民是否受到专政压迫，是否知道和使用电脑，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是不是常常洗澡，男人是不是有很多老婆，每当那时候我总会建议他们去我的故乡上海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