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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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蒂亚娜是一位女建筑师，在伯尔尼和瑞士其他地方参与过非常多的建筑设计。她还能够清晰地记起，二战前后的瑞士，那时的食品券，以及艰苦的生活。

我乘上电车去往Wabern，那里是傍着伯尔尼的Gurten山下的一片绿色近郊。我拐入一条小巷，迎面而来的是一幢典型的、篱笆后掩着一个小院儿的两层小楼。然后我看到了一位娇小的、颤巍巍的老妇人，我马上认出，这就是塔蒂亚娜(Tatiana Decoppet)。

她带我进入客厅，我马上觉得，像是到家了。房间里堆满了书，直到地板上，有些书是俄文的，其中包括Tschingis Aitmatov、Leo Tolstoi和Anatoli Rybakov的。

关于父亲

86岁高龄的塔蒂亚娜依然精神矍铄。她的动作并不迅捷，但很稳重。我问她，她的姓来自哪里？这是她先生的姓，他是前联邦委员Camille Decoppet(1862-1925)的孙子。

刚开始的时候，她不太愿意谈起自己，而更乐于提及自己的父亲：Viktor Schütz (1886-1958)，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自然科学动物学专业。她说德语，微微流露出一点伯尔尼方言的乡音。

1917年大革命时，她的父亲在巴黎。在俄罗斯发生的变革对她的父亲而言，则意味着失去了家乡。他必须开始新的生活，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瑞士，留在了伯尔尼。“这儿有一些我爸爸写的信，”塔蒂亚娜给我看一些泛黄的纸笺。它们是寄给Mikhail Rimsky-Korsakov (1873-1951)的，他是俄罗斯作曲家的儿子，自己也是昆虫学家。

Tatiana Decoppet

塔蒂亚娜的母亲Paula Oswald生于伯尔尼州的Bremgarten。因父亲-一位医生的健康原因，全家迁至提契诺州。Paula在那里长大。

之后Paula回到伯尔尼，并在伯尔尼大学卫生研究所工作。在那里她结识了Viktor Schütz，Viktor后来成为塔蒂亚娜的父亲。

塔蒂亚娜的丈夫Jean-Pierre Decoppet是Camille Decoppet的孙子，他于1912-1919担任联邦委员。与塔蒂亚娜一样，她的丈夫也是建筑设计师。夫妇二人多次共同参与项目。

因名字而羞愧

Schütz在1923年6月19日给Rimsky-Korsakov写到：“在伯尔尼的生活并不是很好。他们不想给研究工作过多的时间，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我每天做的只是为微生物学、寄生物学制版。而我就是靠这些生活的”。

她的父亲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故乡。“那时在瑞士的生活并不容易，”塔蒂亚娜说：“我还记得，妈妈对我的女同学们说，她的钱包里只剩５毛钱了，还要过到下个星期”。

“上初中的时候，我为我的名字感到羞愧，”她回忆道：“瑞士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当时外国人很少见。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感觉生活在异乡。有次为朋友庆生，当一位母亲得知，我也在场的时候，马上跑过来，看一切是否正常。她害怕，会发生一些事情…”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以后，很多瑞士的俄罗斯移民表现出对希特勒的支持。他们以为，希特勒可以摧毁布尔什维克。“我爸爸马上和这些人断绝了联系。我也对政治很感兴趣，但还是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跨过莱茵河的逃亡

“那时有很多战时俘虏，”她回忆说。“他们并未被关在集中营里，可以自由活动。我姐姐Katharina在当时很受欢迎，她会跳舞。而我只能做壁花-不过我一点都不嫉妒…”她笑着说，仿佛这些事昨天才刚发生过。

接着她给我看了很早过世的Katharina的照片。她曾是教师、广播电台编辑，而且还就歌德对Ivan Turgenev作品的影响，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照片是1942年照的，上面有三个人，塔蒂亚娜、Katharina，中间还有一位年轻男士，带着拘谨的笑容。

“他是乌克兰人，名字好像叫Boris。他在俄罗斯前线上身受重伤，并被德国人俘虏。他们给他治疗得很好，但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因为他们想知道，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体温下降时，如何得到最好的治疗。晚些时候，他找到机会从德国越过莱茵河逃到了瑞士”。

消失的微笑

“二战时瑞士对俄罗斯的兴趣很大。不过兴趣很快转淡，因为俄罗斯镇压了匈牙利起义(1956年)，引起很多不满”。

“1945年底，苏维埃遣返委员会结束了在瑞士的工作，并为此在位于伯尔尼Brunnadernrain的俄罗斯代表处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我和爸爸一起去的，其实他一开始并不想去。那是一次真正的庆典，很多瑞士人也去了。他们简直是扑到了桌子上，这令我感到羞耻。但他们确实是饥饿难耐。在战争后期，就连瑞士也开始实施食物配给制了…”

她笑着，脸上忽然掠过一丝阴影。“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回家了，Boris也是。当然他们最终都到了西伯利亚，在集中营”。她沉默了。

我问起她作为建筑师的工作。她翻开她的文件夹，开始向我讲解那些显然已经久远的图纸。

最后的项目

“如今这是列支敦士登驻伯尔尼的大使馆。它曾经是德国实业家Sulzer的别墅。”她小心翼翼地翻着文件夹，我看了一眼标题：“列支敦士登大使馆，1楼…2楼…”在冷战时期，这些资料对于一个间谍来说，该是比金子还珍贵吧。

其他建筑还有：位于图恩湖岸边Spiez的餐馆。塔蒂亚娜很愿意谈起她风格多样的建筑：私家别墅、综合办公楼、餐厅…所有这些建筑，都是既实用又优雅，体现了伯尔尼20世纪后期的建筑风格。而且它的遗韵至今还可以在瑞士的其他地方找到。

她给我看一张莱蒙湖畔别墅的照片。“这是接受英国商人委托建造的，完工后我问他是否满意。他给了我一个非常英国式的回答：‘就算是我的私人设计师，也会是非常满意的！’”

那您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她建议我自己去看看。我们穿过狭窄的走廊，站在厨房里。“2年前，我把这里完全改建了。那堵墙原来在这里，”她边说边指了指，非常专业：“我把它给拆了，这样就赢得很多空间”。

告别的时候她又让我看挂在墙上的相框。像一百年前一样，玻璃板地下压着早已褪色的相片，上面用建筑和人组成了拼贴画。这墙因着这些画的衬托，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正是这些照片，把房子变成了家。

(译自德文：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