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二次公投？重复投票的瑞士经验
脱欧公投三年之后，英国对脱欧问题的态度仍然两极分化。举行第二次公投究竟会抚平分歧，还是会造成更多矛盾？专家称，也许瑞士民主有些经验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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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即将举行大选，就脱欧问题举行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仍未削弱。虽然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并不打算举行二次公投，但他若不能在12月12日的大选中赢得压倒性多数选票，而新议会中各党派势均力敌的话，那么他可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工党表示，一旦上台肯定要举行二次公投。而根据YouGov的最新民调(英)外部链接，47%的公众倾向于达成脱欧协议，29%则表示反对。
二次公投对民主意味着什么？
不难想像，定会有人称其为“犯规”或是“背叛民意”；西敏宫(即英国国会大厦)外早已有众多的标语牌做出这类指责。
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比较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埃梅内格尔(Patrick Emmenegger)指出，这将取决于如何制定投票。
“出于哪些理由要举行二次公投？是为在民意分歧的国家里搭建桥梁？是要重新考虑脱离欧盟的决定？还是要在软脱欧与硬脱欧之间做出选择？”他说道。
他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不要把投票表现为扭转错误决定的一种途径，如大约48%的留欧派所理解的那样。准确地说，二次公投应该给予公民对脱欧协议的发言权，这个经过长期谈判出台的协议-无论最终形式如何-将与2016年简单的“脱欧”决定相去甚远。
埃梅内格尔表示，直接民主的作用通常是“使折中方案合法化”，而非一劳永逸地开创“输赢分明”的局面，这是非常“不瑞士”的做法。
对此布鲁诺·考夫曼(Bruno Kaufmann)表示赞同。这位直接民主活动家及瑞士资讯swissinfo.ch投稿人指出，当年脱欧公投的问题就在于，这是个“先于谈判的投票”：未能提供明确的选择，反而是令政客滋生出“极大的自不量力”的民意把脉。
但他也为英国人2016年的选择做出辩护，认为它并非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毫无根据。脱欧的选择是基于他们作为欧盟成员国公民几十年下来非常真实的体验。不过他说，尽管投票有可能变得苦涩与政治化，但对明确概括的协议做出“确认性投票”有助于建立其合法性。
瑞士人的“脱欧”
在瑞士，公民投票的次数要比多数国家更频繁，直接民主运转得也更顺畅，这里自然是少不了投票的重投与(有好有坏的)修改。
近年来最受争议的案例便是2014年的公投结果-50.3%的选民赞成限制欧盟来的移民：一个“非常脱欧式”的故事，埃梅内格尔表示。
与英国脱欧一样，这个势均力敌的结果将瑞士推入困境：虽然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可瑞士同欧盟的紧密纽带依赖于众多协议及与之而来的交换条件，其中就包括欧盟公民在瑞士的流动自由。
因此在耗时两年仍未说服欧盟做出让步之后，瑞士议会实施了动议的“简易”版，既不用筑墙也不设配额：他们要求失业办公室先把就业机会提供给瑞士居民，再给外国移民。
据埃梅内格尔透露，这种“温吞吞的”实施办法差点儿就通不过。背叛的抨击声此起彼伏。一位政治学家(多语)甚至试图通过公投来挑战这个决定-倒不是因为他反对欧盟，而是为了维护民主原则。
然而新法的实施并未受到右翼瑞士人民党的挑战，尽管该党其实可以这么做。恰恰相反，反对者做了重新整编，调查过形势之后，提交了10万个必需的签名，准备迫使就类似但更极端的选择进行投票：彻底废除人员的自由流动。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下来。但它并没有导致国家的两极分化，如今还被压缩成一个2014年曾做过暗示却未挑明的根本性问题：瑞士是否应该抛弃同欧盟签署的这个具体协议？选民将再次做出决定(英)。
瑞士民主能为脱欧后的英国提供哪些经验？就人们对瑞士及海外直接民主的感知而言，英国当前的难题对此有何意义？12月2日，瑞士资讯swissinfo.ch和圣加仑大学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上将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会的题目为-英国脱欧及以后：直接民主的局限与潜力(Brexit and Beyond: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Direct Democracy)。演讲者包括帕特里克·埃梅内格尔、布鲁诺·考夫曼，和瑞士德语区电视台SRF驻伦敦记者亨丽埃特·恩格伯松(Henriette Engberson)。门票可在这里预订(多语)外部链接。
若非初见……
两年内两度出现的另一个议题是企业税改。为遵从针对逃税与财政公平的国际标准，政府迫于压力提出了一整套修改措施草案，于2017年2月交由全民公投。
该计划被选民否决(英)，政府再次与直接民主迎头相撞：民众意见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公然抵触-要从错综复杂的层层义务中脱身不但困难还有伤害。
解决办法？他们重新表述了问题，两年后再度交给民众，不过这次确保得到各党派更广泛的支持(尤其是第一次曾激烈反对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以及将之与另一个热门议题-养老金改革-联系起来。
批评之声确实也有：既有对两年内让人民就一个议题两度投票的嗤之以鼻，也有对把两个政策领域“硬性绑架”的愤愤不平。
然而尽管有这样“不神圣的”议题结合，考夫曼却说，议会里反复讨论出的协商与修订，正是瑞士民主成功因素的组成部分。
他指出，税改被视作必须要做的事，所以问题更多牵涉到“怎样”而非“如果”。因此他们找到了一种政治配方，并将其呈交民众-而民众若是认为养老金甜头是在耍花招，那么也完全有权拒绝这个方案。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投票顺利通过，现在(作为瑞士国家制度的另一件怪癖，)每个州要对实施新税制在本州的版本进行投票。
人人都是赢家？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案例。有些议题在瑞士反复出现：产假、女性选举权、外国移民、选举制度改革，等等。当涉及到何时某个投票具有永久约束力，以及何时应该对其重做考虑之时，其实并没有不容改变的规则。
有种看法认为就英国脱欧重新投票将是一次对民主的背叛，面对这种看法埃梅内格尔很清醒。“52%的投票结果并不能被视作最后决胜，把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公敌对待，这是对民主狭窄、追逐私利的看法，”他表示。
与此相反的是瑞士模式取得的成果-通过公众的投入、议会的基础工作和定期的投票-形成了一种无所谓“赢家输家”的状况，考夫曼指出。或者就算有输家，他们也是曾加入到决策过程之中的“快乐的输家”。
相比之下，英国历来就缺乏直接民主的经验，这使得英国被一次全民公决而非具有约束力的全民公投搞得两极分化，在考夫曼看来，那只不过是英国人的一次“全民意见”表达。
事情能否平静下来还很难预测。有人希望(英)英国脱欧会促成民众对民主参与产生更为健康的欲望，而考夫曼认为这已引发一项转变：更多人已经找到一个声音。
不过就目前而言，“英国政治的问题会让大多数人成为输家，而赢家只是少数，”他说道。
(翻译：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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