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大酒店谋杀案：致命的混淆
1906年，一位年轻的俄国女性在瑞士因特拉肯的酒店里枪杀了某法国商人。伯尔尼高地的农民作为陪审团成员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宽容的审判。
当身着白色围裙的侍者正在因特拉肯少女峰大酒店的餐厅里匆匆穿行时，一位年轻女性突然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枪，3枪打在了邻桌的一位先生身上。现场一片混乱。客人们尖叫着寻找庇护所，好几位女士晕倒在地。女凶手又补了4枪，然后昂着头缓步穿过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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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侍者扣住她的手腕，另一位从她手里夺过枪。“不必对我动粗，”她呵斥着：“您看，我没有反抗，也并不想逃。”
首次审讯，她就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政治司法行动，她是在执行死刑，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对前内务部长Durnowo进行的判决。然而：那位遇刺后不久即告死亡的酒店客人，既不是俄罗斯人也非政客。他叫Charles Müller，是法国的企业家-也是这次不幸误杀的牺牲者。
女刺客到底是谁？
凶手坚持不向警察透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在酒店登记的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Stafford女士，但其口音却是俄罗斯的。
在她的房间里，连张小纸片也没有发现，更别提证件了。衣服上的所有商标都被小心除掉了。而声称是她先生的男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酒店里的谋杀案和神秘的凶手迅速发酵为世界各媒体的绝佳素材。
“因特拉肯事件。那位虚无主义者搞错了，”巴黎最畅销的小报《小巴黎人报》(Petit Parisien)报道到。该报还马上派出特派记者前往因特拉肯。次日记者写到：在瑞士“这富丽堂皇的一角”，人们很难想象“革命的怒火正四处燃烧，连女人都武装上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采访了侍者、酒店客人和一位监狱看守，甚至成功地进入牢房见到了凶手：“那种平静，那种病态，那种被囚禁的听天由命的生物所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竟让人产生了少见的触动”。
枪击案发生一周后，凶手的身份还未能搞清，《小巴黎人报》公开了一张依照侍者描述绘制而成的模拟画像。
粗暴对待
也在同一时间，预审法官正命令女犯在她的厕所里换装拍照，“一次穿的是深蓝色的大衣，戴的是假毛皮帽；一次着白色长裙、波列罗针织短上衣，戴草帽；还有一次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亚马逊裙装”。
当要她换上第4套装束时，这位年轻女性拒绝了。那位大概顶着巨大压力的预审法官也发怒了。他威胁说要动武，但这于事无补，警察把她的衣服全扒下来只剩内衣 。她抓起一把小板凳护住自己，喊道：“奥，在瑞士人们就是这么做的，在一个应该比君主国家更人道的共和国家里！”
预审法官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抓起女囚顶在墙上。而她朝着他的脸吐唾沫。之后绝食2天。
警察发出了2500张侦缉照片，并请求欧洲同行的帮助。
很快传来了第一条消息。洛桑的商人从照片上认出她是医学系的学生 Tatjana Leontieff，日内瓦警局反馈说，她是俄国高层官员的女儿，和母亲一起生活在日内瓦郊区。而且有记录证明，她和俄罗斯的革命者有过交往。
年轻的革命者
事实上，Tatjana Leontieff并非白纸一张。1905年，自从在圣彼得堡见证了手无寸铁的工人如何在冬宫前游行时被血腥镇压后，她就变得极端激进。
3个月后，她涉嫌卷入到一场针对政府的袭击计划当中。警察在她的编织筐里发现了炸药，便把她投入到臭名昭著的彼得堡堡垒监狱里。
她的叔叔，一位沙皇的侍从官利用其影响力将她转到了精神病院。数月后，重获自由的她随母亲迁往瑞士居住。
在这里，她的聪慧和革命激情颇为引人注目，一位教授指出，她断送了其父的职业生涯，因为她宣称：“一边是1.3亿俄罗斯同胞；一边是我的父亲。我别无选择。”
记者们争相对这一血案作出诠释。有的认为，那位在刺杀前夜神秘失踪的伴侣应该对此负责；有的则认为，这是一种“革命者的癔症”，女版的“政治疯子”，并用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诊断的人类所“独创的、用于改造世界、但并不现实的计划，而实际并未想好，也难以实施”，来解释她为何使用暴力。
Tatjana的父亲正好顺水推舟，借用精神病学的鉴定诊断，试图让预审法官相信，他的女儿“只具有部分行为能力”，是该送往精神病院的。
1906年10月中旬，Tatjana Leontieff被送往Münsingen的精神病院进行鉴别。她主动向医生交代，她是在为了废除私有制而奋斗，而婚姻是一种“纯个人的两性之爱，因此无论是神父还是立法者，都无权置喙。”
鉴定医生认为她既没有“精神缺陷”，也无“精神疾病”；而是陷入到“精神危机”，和许许多多的俄国青年一样，“热忱地投入到医治祖国的政治病态”的斗争当中去了。
“并不太后悔”
1907年3月25日，期待已久的审判在图恩开庭了。
Tatjana Leontieff必须独自面对谋杀审判，因为尽管展开了大规模追捕，她的同伴依然踪迹全无。法庭上异常喧闹，欧洲各国的记者都来了，还有看热闹的、俄国的流亡人士、瑞士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为这位“爱恨交织的年轻女子”的“执着”而震惊，并愿意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Tatjana Leontieff脸色苍白、形销骨立，但依然坚定不移。“凡是涉及我私人生活的，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审判伊始，她便表明了态度。
然而她又极力渲染着内务部长Durnovo的恐怖统治。“Leontieff小姐当天爆发出罕见的能量，她的回答一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冷血，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展示着其机智果敢，”一位记者对此很震惊：“不过她温柔嗓音中低沉得近乎胆怯的声调，却与她对话中的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确实是冷酷无情的。当被问及是否对误杀表示歉意时，她说：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并不很后悔，因为我干掉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成员。”
面对预审法官，她也同样决绝，据《纽约时报》报道，她控诉法官“非同寻常的野蛮”。这位官员试图摆脱指控，但也不得不承认，对她“可能有点儿狠了”。
他反咬说，她也曾啐过他，Tatjana Leontieff于是要求剧情重现，“这才能让先生重新想起来”。观众席爆发出喝彩声，气氛热烈起来。庭长不得不要求肃静，并承诺严格调查此事。
厚道的农民
社会党国民院议员Alfred Brüstlein担任辩护律师。为了让以当地农民居多的陪审团成员能够理解得更好，他用伯尔尼德语开始陈词。
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渲染当事人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他又控诉俄国政府的残忍，并将谋杀诠释为经典的反抗暴君的刺杀。
总结性陈词持续了足足4个小时。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某记者夸赞说，并且问到，“高原上的农民会不会对一位女性毫无怜悯地进行裁决呢，这样一个牺牲了全部私人关系，像瑞士的英雄Winkelried一样，用自己的身躯打开敌人铁墙突破口的？”
农民心怀慈悲，尽管Tatjana Leontieff被判犯有谋杀罪，但因量刑比较宽松，而且她只有部分行为能力，所以只获判入狱4年。
判决过去2个月后，媒体报道她疯了，已被送往Münsingen的精神病疗养院。
Tatjana Leontieff是唯一一位在瑞士土地上进行过政治谋杀的女性，她的余生是在医院里度过的。1922年她死于肺结核，终年39岁。而这场凶杀案的背后原因至今仍不明了。
历史上，瑞士曾多次发生政治暴力事件，其数字远远超过人们今天的想象。瑞士境内的首例恐袭事件是针对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又称“茜茜”)的。1898年，她被无政府主义者Luigi Luccheni用锉刀刺死。“茜茜”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瑞士实施恐袭的首个、但并非绝无仅有的牺牲品。20世纪初，瑞士经历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事件。无政府主义者袭击苏黎世的银行、警察局、试图炸毁火车、并勒索工业家、实施爆炸事件、刺杀政敌。
大多数凶手来自国外，如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他们在瑞士获得了政治避难权。只有一小部分凶手是瑞士人，也大多和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暴力分子所引发的恐慌往往远超实际产生的破坏。有的凶手非常拙劣，甚至在制造炸药时不小心炸飞了自己。
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暴力事件是瑞士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瑞士采取了驱逐和严加立法的措施。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法》在1894年加强了对使用炸弹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并提出对预谋犯罪也予以法律制裁。
但与此同时，瑞士依然拒绝严化《难民法》，该《难民法》为政治逃亡人士提供了慷慨的庇护。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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