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欧元危机是否应采纳瑞士模式？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令欧元区的政客和经济学家们焦头烂额。面对欧盟和欧元区这种全新的政治、经济组织体，历史上可供借鉴的经验并不多。
欧盟和欧元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结构松散，各国拥有高度自治权，“中央”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有限，这与瑞士各州高度自治的政治经济体系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瑞士专家以本国的实例为基础，为欧元区出谋划策，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经验以资借鉴。
义务帮助“穷亲戚”
Thomas Held，独立咨询师，1年前曾担任点子公司“Avenir Suisse”的总裁，今年7月初，他在瑞士《每日导报》上提出，欧盟应采用瑞士的“国家财政平衡”(NFA)体系，解决欧元区的问题。
在“国家财政平衡”体系下，瑞士每年有大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合45亿瑞郎从富有的州转移至较贫困的州。“在中央集权化程度较弱的欧洲，应用长期的支援取代短期猛烈的营救，” Held表示。他举例说，经济发展活跃的苏黎世州就数十年支援着经济结构较弱的伯尔尼州。
瑞士-欧洲的文化差异
但各州金融局长联席会议组织(FDK)秘书长Andreas Huber先生却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只要希腊还没有解决自己的税务问题，就不可能在全欧洲范围内引进如此复杂的财政平衡体系”。
从其他角度来说，引入这一体系的困难也很大，首先面临的是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是国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各国文化、国民性格之间的差异。“近百年来，瑞士是自下而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一个如此复杂的机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上而下地建立起来”。
Huber指出，虽然建立一个如此的财政平衡机制在瑞士可以达成广泛共识，但真正的实施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剔除腐败、运行良好的税务、财政管理体制，就绝对行不通。即使是在经济结构较弱的州，也必须保证这几点”。
此外，瑞士还拥有覆盖全国的伤残、养老、失业保险体系，以及国家性的农业政策，这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工程。
对联邦制国家更有效
弗里堡大学的经济学家David Stadelmann认为，以瑞士为例解决欧洲的问题，大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因为瑞士的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或组织内可能行不通。
他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说：“希腊是欧洲集权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葡萄牙也一样。中央集权制是一个国家公共资金和税务道德的毒药”。
这并不是说，希腊人或葡萄牙人的税务道德比较低，纳税意识薄弱，而是说这些国家过于集权化的政体促使该国国民的行为如此。中央政府并未赋予地方政权对当地财经政治的责任权，缺失的责任感往往导致债台高筑。
瑞士各州和各地方政府自我承担责任的意识，决定着瑞士在财务预算方面非常具有原则性。
中央集权的弱点
希腊和葡萄牙中央政府并不是强有力的，它们只是行使着“分配财务的中央市场”的职能，Stadelmann说。所有地方政权都希望从中央政府的财务支出中往自己的盘子里多分一杯羹。“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和自己的选民多要些钱，但没有人愿意为政府的经费多节约一些”。
瑞士提出的方案是，地方政府应为当地的财经政治多负一些责任。“但欧盟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想收更多的税、节约得更多”。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由像瑞士一样对自己的财经政策负责任的机构进行理智的欧盟金融改革。
瑞士模式并未得到重视
新欧洲瑞士运动(Nebs)的Michael Fust认为：“瑞士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建议没有谁在认真听”。他正努力促使瑞士加入欧盟，“如果到时我们不能再向欧盟出口，那就为时太晚了”。
他并不认为，欧盟会引入瑞士的财政平衡模式：“我们的模式不错，但他们并不会采纳”。欧盟就并没有采纳仿照瑞士直接民主模式提出的欧盟公民动议权，“虽然很多正在讨论的问题，瑞士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就解决了”。
一旦欧盟真的在其内部实施了财政平衡政策，Fust预测说，瑞士作为准会员也一定不能置身事外。就像欧盟的团结基金，瑞士为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同样参与了。
7月21日，欧元区领导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同意就希腊问题给予第二次援助。
瑞士西部广播电台经济专家Stéphane Garelli将此次会晤称为“短视和失忆”的。
债务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1956年成立的“巴黎俱乐部”就已针对88个国家的债务问题协调出台了422份债务重组协议。
这一方案已使用过多次。首先要延长3-5年的债务偿还期，在此期间，不必给付利息和还款。
其次，要邀请私人机构参与。
还有，要保证欠债国拥有还款能力。
但目前希腊处于经济衰退期，国内生产总值以5%的速度递减，如果此时要求希腊还债，则不现实。
1919年一战后，德国被迫给付战争赔款，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David Stadelmann在一年前就曾向《法兰克福报》出招，希望德国作为大投资商以低于金融市场的利息向希腊提供贷款。
与此同时，希腊必须接受政治审查，特别是那些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的腐败的政府特殊阶层。
Stadelmann引用了19世纪的实例。
当时希腊债台高筑，但仍被认为有还款能力。德国拜仁州王子Otto von Wittelsbach作为摄政者被派往希腊完成监督任务。
Otto以德国为原型，引入了大批专家入住希腊并投资希腊，从而建立了现代化的希腊。
(编译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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