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瑞士企业在海外负起责任，该有多难？
应不应该让企业对其在海外的行为负起责任？瑞士选民可能很快就需要对此投票。下面的三个故事表明了在现有制度下寻求公正所面临的挑战。
如果设在瑞士的某家企业或子公司在海外胡作非为，那么因此受到侵害的人可以通过把它告上当地法庭、向媒体揭露其劣迹、示威或者罢工的方式表达及寻求合理诉求。但当地如果缺乏有力打击雇佣或环境违规行为的法律时，当地的法庭也无能为力。而政府因为不愿吓退海外投资商，往往会利用本该用来对付罪犯的法律，来压制民众不和谐的声音。
一旦有海外人士来瑞士声讨正义，那么他们面对的选择就更为有限。一项“负责任企业动议”(Responsible Business Initiative)或许能改变这种情况，目前议会正在就此进行讨论(英)，日后可能会交由全民公决。这个倡议要求瑞士企业实行尽职调查，并对在海外的人权与环境违规行为负起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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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劳工利益：不为人知的瑞士调解员
在此以前，海外受害人士要想在瑞士讨个公道，那么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向经合组织(多语)外部链接瑞士国家联络点上诉。瑞士国家联络点没有处罚权，它只能将双方拉到谈判桌前，在瑞士组织谈判。不过，许多受到损害的海外社群仍利用瑞士的国家联络点来得到与企业决策者会谈的机会，要知道，在他们的祖国，这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夙愿。
下面的故事，只是被提交到瑞士国家联络点(多语)外部链接的诸多案例中的几个典型。
霍尔希姆与印尼土地权
印尼东爪哇省Ringinrejo村的村民靠着在各家的地里种西瓜、木薯和玉米为生，但他们没有这些地的使用权。瑞士水泥企业霍尔希姆(Holcim，现为LafargeHolcim)于2008年-据说通过不透明手段(英)外部链接-购入了这片土地，并于2013年将其移交印尼林业部，以换取其他地方的林地使用权。此举令800多户村民在这片划为林地的土地上变成了擅自占地的人。
2015年，这桩案子被送交瑞士国家联络点，后者随即在瑞士展开调解。霍尔希姆与受害社区就一系列做法最终达成一致，以解决土地权的问题。然而印尼林业与环境部却成了阻碍，对当地村民要求重新划定土地类别的申请不理不睬。
“村民仍在耕种这片地，但他们对此没有合法权利，可能随时会被警方驱逐。我们希望利用一个推动社会林业的方案，来给予村民土地的使用权，”提出申诉的ELSAM(英)外部链接的安迪·穆塔吉安(Andi Muttaqien)表示。
穆塔吉安指出，瑞士国家联络点使村民能够接触到霍尔希姆印尼分公司的决策层，搁到以前，这根本就不可能。
“基于我们的经验，瑞士国家联络点机制足以很好地处理问题。但是瑞士驻雅加达大使馆如果能监督与鼓励推动方案的实施，那么会更有效果，”他说道。
在这个案件中，瑞士国家联络点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使霍尔希姆能考虑村民的要求。但印尼政府的僵化处理方式令村民依然处于劣势。
乌兹别克斯坦的童工
呈交给瑞士国家联络点的另外一组案件牵涉到三家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棉花的瑞士纺织企业。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ECCHR，多语)外部链接替棉花工人提出申诉，宣称Louis Dreyfus、Paul Reinhart和Ecom Agroindustrial Corp.三家棉花交易商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营棉花商那里购买棉花，而这些国营商家在棉花收购季节大量使用了童工(多语)外部链接。
对这三家企业来说，尽管他们也认为自己可以在处理乌兹别克斯坦童工问题时发挥一定作用，但也认为，终止同该国棉花出口商的一切交易会适得其反。他们同意和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合作，实施“保密措施”以对那里的情况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觉得这些企业不愿按约定合作，几个月后便放弃与之协同开展工作。该中心及其他组织的宣传的确在2012年后带来了某些影响。
“很可能迫于国际压力，乌兹别克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让全国的小学生每到秋季就去田里拾棉花，”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对经合组织机制的某分析报告(英)外部链接写道。
然而从瑞士国家联络点自身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并未取得任何突破。
“国家联络点的调解并没有任何制裁或手段，来迫使各企业遵守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对瑞士棉花交易商做过多要求。调解一结束，我们就难以让他们做到那一点点承诺，”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的米丽亚姆·萨格-玛斯(Miriam Saage-Maaß)表示。
据她所言，法律依据不但会明确瑞士企业的人权义务，还能处罚违规行为。乌兹别克政府每年仍在强迫约一百万公民参与拾棉花劳动。虽然该国不再要求儿童参加，但16岁以上未成年人有时依然会被动员，以达到生产额度。
雀巢集团的工会问题
2008年，印尼潘姜岛雀巢咖啡(Nescafé)厂的工人向瑞士国家联络点呈交了一份诉状，声称雀巢集团(Nestlé)不允许他们为谈判工资问题组织工会。雀巢印尼分公司潘姜岛工人工会抗议说，这家瑞士企业拒绝泄露工资状况，宣称工资是“商业机密”，还利用假工会来削弱他们这个工会。
对于工人的这些要求，雀巢集团指出，当地法律并未规定该公司必须满足工人所提出的逐条诉求，但在瑞士国家联络点的调解下，他们同意展开工资谈判。
“针对我们的案子已于2010年6月告终，2011年雀巢印尼分公司潘姜岛工人工会与雀巢印尼分公司达成和解，澄清了开始新的集体谈判的规则，”雀巢集团2011年度报告(英)外部链接写道。
可是这些印尼工人又等了两年，才争取到他们的斗争目标-“完全商定的工资等级与工资结构，并对加薪比例与资历调整做出改善”。
最终令雀巢让步的，不是瑞士国家联络点的调解，而是积极宣传下引起的公众压力。
“国家联络点并非毫无用处，但它却不是我们成功的原因。部分问题就在于，没有哪个国家联络点具有强制实施决议的监管能力，”替雀巢印尼分公司潘姜岛工人工会提交诉状的国际工会联盟(IUF，多语)外部链接 罗恩·奥斯瓦尔德(Ron Oswald)解释说。
在他看来，当时如果有具法律约束力的监管框架，那么基本上一定会起作用。当地缺乏有力的劳动力法规，这意味着雀巢集团没有向工会公开工资结构的法律义务，从而削弱了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
仍不够好
即使瑞士国家联络点接手某个案件，也依然难以保证调整过程中达成的协议能得到实施。总体而言，企业占据主动权，结果是否成功，要取决于企业的诚意。
《负责任企业倡议》呼吁在瑞士奠定法律依据，以使企业负起责任。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在对乌兹别克案例处理的分析中提到，另一种办法，则是给予国家联络点更多权力，而不是仅仅作为调解者。该中心表示，只有在各国的国家联络点能够对违规行为宣布判决时，经合组织的指导方针才算得上卓有成效。
“在这方面，国家联络点担负着两种角色：调解者与裁决者。”
(翻译：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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