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期从政瑞士女性的命运
Hanna Sahlfeld-Singer是1971年当选瑞士议会议员的首批女性之一。她一生都在为女性权利而奔波，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位最早的瑞士女政治家为我们追忆了她的过去。
她可能是国外最杰出的瑞士女性之一，在德国生活了45年。背井离乡是她成功争取到女性选举权后做出的选择。
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采访时，这位现年77岁的女牧师并未显示出丝毫的不快。而外人看来，她和她的家人所遭遇的一切，是难以承受的。
1971年2月7日，瑞士男性选民投票通过赋予女性投票权的动议。瑞士是欧洲赋予女性投票权最晚的国家之一。因此，虽然瑞士在国际上常常被当作直接民主的典范，在两性问题上，却只能算做年轻的自由民主国家。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为这一“并不光鲜”的周年纪念日进行特别报道。该系列从内阿彭策尔州开始，因为该州是瑞士最后一个在州和市镇层面赋予女性投票权的州。
今年3月4日，瑞士资讯swissinfo.ch将组织一场题为 “女性投票权50年：老问题、新观念、新抗争”的网络小组讨论。
媒体对她人生经历的巨大关注，起初令Hanna Sahlfeld-Singer感到很不适应。对于50年前那场历史性投票的记忆，却出乎她的意料，回想起来依然感慨万千。
“1971年2月7日，我们从德国北部看望亲友之后，在返回瑞士的路上。晚上，我们从酒店电视上的新闻节目中看到，瑞士妇女获得了投票权。
我和丈夫当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这在我们一生中，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同寻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我很清楚，这个结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在我们当时居住的圣加仑州，女性在地方或地区层面上依然没有发言权。但至少在新教教会内，女性已经有了投票权。于是，我在教会内开始了我的 “政治生涯”。
我不记得我身边的人和其他女性对这一投票结果的反应。我的日常生活依然照旧，作为一名牧师我忙于教区的工作，也包括定期探望病人。
女性受到排斥，不能参与决策，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我小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的，在家里也常常谈起。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作为一个被认可的牧师和已婚妇女，我只能得到临时工和兼职的职位。不过，至少我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是早已公开的，因为我在1971年之前就已经在瑞士国庆节庆典上发表过演讲。我的丈夫作为一名拥有德国国籍的牧师，总是把当地政府赋予的八一国庆讲话的使命转交给我。
因此人们了解到我不但会布道，还有政治思考的能力。
然而，我在1970年的演讲受到了批评，因为我没有歌颂瑞士，而是擅自做主，提出要更多地尊重不同意见。我还呼吁让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拒绝在瑞士军队中服义务兵役的男子转服民役。
当人们看到今天女性如何自然而然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很难设身处地地想象当时的状况。例如，作为牧师，我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女生的手工艺和家政课。我很喜欢这项工作。但在其他事情上却没有发言权，这对当时的民众和官方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1971年10月的议会大选之前，各政党都在寻找女性代表作为候选人。对我来说，只有社会民主党是唯一选择，因为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
至于能参选，我、我丈夫和我父母都都不敢相信，但很显然，要想得到和争取什么，就必须行动起来。因此，我参加了竞选活动；物质上的付出只限于几张火车票。
我知道，另一个政党，即圣加仑的自由民主党的男人们，试图用法律手段阻止我参选。他们提出，根据《瑞士联邦宪法》第75条，牧师不能当选议会议员。该规定当时是针对天主教神父制定的。
对我来说，让女性能够提出诉求，并实现自己的目标是最重要的，而是否能真的当选-或取得什么成就或对我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我都没想。
竞选成功后，我首先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继续从事我的本职工作。我愿意以牧师的身份无偿地工作，并完成一个传统牧师妻子应该做的事，也就是不再在教堂里讲道，而是在教区做护理员并定期看望病人。
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一定令我的政治对手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试图阻止我继续作为牧师工作的目的未能如愿。
那段时间父母和丈夫给与了我很大的支持，他们替我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在那个年代，父亲给幼儿换尿布这样的事还是非同寻常的。
而另一方面，我丈夫的职业生涯也受到很大影响。作为一个非瑞士公民，他也因为我成了被攻击对象。他们质疑他在教区的工作，气氛变得十分压抑。
为了结束这种无奈的局面，我们决定让他去另一个教区寻找职位。但这看来也毫无希望。但是，我们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来维持我们的四口之家。作为议会的成员，不像今天的议会议员，我那时只能得到少量的津贴和补贴。
我的情况也越来越艰难，尽管我在瑞士议会工作了4年，付出了很多。
我在1975年以非常高的票数连任，尽管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工会并不支持我这个社会民主党人。
但在同年年底，我宣布辞去瑞士议会的职务。我们搬到了德国，因为我丈夫在德国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我们为了家庭和职业所做出的决定。而当时还传出流言蜚语，说我丈夫和我分开了，我们的现代婚姻模式到底还是行不通。
从1976年起我们就生活在德国，我从那时起就未再参与政治活动。 我很快就在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份牧师的工作，同时我还投入了救助项目，大多是通过教会渠道。
我依然尽可能地关注瑞士政治，我订阅了《新苏黎世报》。自从海外侨民有了这种可能性，我就坚持参与瑞士联邦的投票以及议会的选举。
至于这段经历是否让我苦恼了50多年？一点也不，只不过是一段不同的经历而已。
我很高兴得知，在我从议会辞职后，又有其他政治活跃的女性加入了进来。
我也要感谢那些在我之前就为平等权利而抗争，但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女性。付诸行动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很高兴看到今天很多事情都有了改善，尽管我们还未达到目标。
对年轻一代的女性，我想说：注意！要握紧自己的权利。因为从楼梯上摔下来的速度要比你爬楼梯快得多。
我想说的还有一点：驱动力往往并不是来自自私的动机，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起眼的问题则更有成功的希望，政治要解决的是更大的问题。“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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