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栏目

跳过导航链接

主要功能

两种视角 回顾犹太人大屠杀死难者财产争议

(Keystone)

15年前,瑞士银行就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与继承人的财产讼案达成了赔偿协议。曾卷入危机的两名外交官今天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不过他们都认为正义得到伸张。

1996年,托马斯·伯尔(Thomas Borer)还是位年轻而前途无量的瑞士外交官,在伯尔尼的外交部供职;玛德莲·库宁(Madeleine Kunin)则刚被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驻瑞士大使。

这两位当时未曾预料到,自己很快会卷入一场长达数年、检验“姊妹共和国”的人民与政府的政治危机之中。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造成瑞美之间休眠帐户争议的利益与观点分歧,两位前大使在分别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都各自作出反思。

1998年瑞士银行协议

1998年8月12日,瑞银集团(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与世界犹太人大会就1995年在纽约提出的诉讼达成赔偿协议。两家银行同意向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继承人赔偿12.5亿美元。

这些金额中的8亿美元专门用于偿还那些二战后财产仍留在瑞士银行的人。另外4.25亿用于赔偿大屠杀幸存者、被从瑞士边境遣返的难民,和受关押被迫做苦工的人。非犹太人受害者也有权获得赔偿。

资金受益人的确认由设在苏黎世的理赔法庭处理。资金的分配工作始于2001年,到2013年“基本结束”。

信息框结尾

源起

1995年,纽约接受了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提出的集体诉讼,宣称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与继承人享受瑞士银行休眠账户的权利被拒绝。

在瑞士国内,鲜有人注意这一问题。据伯尔透露:“总体而言,瑞士银行家和瑞士人民坚信,包括瑞士银行业等在内的所有二战问题已在战后得到解决。”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996年8月,库宁到达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在我初来时,瑞士在二战中的角色问题正渐渐沸腾,我任大使期间,该问题几乎每天都以各种形式令我为之奔忙,”她表示。

早在1996年初,纽约参议员阿尔方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就开始对大屠杀受害者在瑞士银行的休眠账户举行听证会。

 

“特别是那些银行,过了很久才开始合作,”库宁回忆道:“对任何查询休眠账户的人,他们都设置重重官僚障碍。”

伯尔指出,因为最初的焦点是围绕着休眠账户,所以瑞士政府认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要求理应由各银行解决。到1996年5月,瑞士银行家联合会(Swiss Bankers Association)和几个犹太组织联合创办了名人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Eminent Persons),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为确认瑞士银行的休眠账户而进行独立审查。

(Keystone)

瑞士惰性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初秋要求商务部助理部长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展开调查,查清美国与盟军在恢复与归还二战期间纳粹掠夺的黄金与其它财产方面所做的努力。一场巨大风暴在酝酿之中。可瑞士政府用了相当时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此作出反应。

“我国没有总统,但有7位联邦委员,就是7位部长,这种政体是不太适合解决政治危机的,”伯尔指出。

这一危机涉及了历史、法律、金融、经济与外交等各个方面,从技术上讲,每个都牵涉到一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所以涉及到5、6位联邦委员,每一位都觉得也许该由其他人应付,”伯尔透露。

最后是外交部长弗拉维奥·科蒂(Flavio Cotti)负责,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来对付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的看法

在休眠账户争议期间,洛桑大学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约斯特(Hans Ulrich Jost)就曾指出,早在1945年,在美国搜寻纳粹留在瑞士及它处的资产时,瑞士就受到过来自美国的压力。

瑞士,尤其是瑞士各大银行,以保密法为由拒绝了了解银行账户资料的要求。约斯特指出,瑞士在1946年就存在对美国政治“明显带进攻性的批评”,相信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是受犹太团体指使,意在摧毁瑞士的金融体系。

尽管如此,在一份1946年瑞美条约附件中,瑞士同意搜寻各银行中的犹太人财产,约斯特透露。在随后数年中,特别是1960年,瑞士政府试图迫使各银行调查该问题,但各个金融机构抵制“任何对资产的控制”,他表示:“政府未作坚持,因此才会有1990年代的局面。”

据约斯特评价,左翼和右翼政党对休眠财产争议的解决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来自美国与犹太组织的压力非常大,令大多数瑞士政界人士接受了对二战期间瑞士角色的批评看法。

当贝尔日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见信息栏)发表时,它被视为捍卫美国与犹太人的立场。约斯特表示,联邦委员会和议会从未讨论过调查结果,虽然他们在委员会成立时表示过会这么做。“这是政治家们改变的最初迹象,”约斯特强调。

他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出现了一种敌意,现在我们又处于这么一个局面,就是以爱国主义方式,而不是非常客观的方式,来表现瑞士在二战中的政治”。他举了一个例子,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要求把“对瑞士政治的所有批评”,从为苏黎世学校编写的一本新教材中剔除出去。

信息框结尾

采取行动

瑞士二战专门工作组(Task Force Switzerland Second World War)成立于1996年10月,托马斯·伯尔受邀提任组长。伯尔虽常驻伯尔尼,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在飞往纽约、华盛顿、伦敦、以色列或其它首都的飞机上”。随着问题进一步政治化,也引来了无情的媒体关注。

“我可以说,从1996年10月起,瑞士每天都有一个报章或媒体报道,”伯尔回忆。

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美国的媒体与政客造成的负面舆论进行反击。在1997年5月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证词中,伯尔向参议员达马托保证,沃尔克委员会的审查“已经开始取得成果,正如各银行所承诺,属于大屠杀受害者的钱财,一分一厘也不会留在瑞士银行里”。

除了伯尔领导的瑞士工作组,瑞士议会于1996年12月成立了由瑞士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贝尔日耶(Jean-Francois Bergier)领导的一个独立国际委员会,研究瑞士在二战中的金融中心角色。用伯尔今天的话说,该委员会的目标是“要查出历史真相”。

贝尔日耶委员会

按照1996年12月13日的一项议会法令,成立了由著名瑞士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贝尔日耶领导的瑞士二战专家独立委员会,以便“从历史和法律角度调查二战之前与期间,及紧随战后一段时期内转移到瑞士的资产总额与去向”。

“贝尔日耶”委员会包括4名瑞士人和4名非瑞士成员(分别来自英国、以色列、波兰和美国)。

在该委员会调查的课题中,包括黄金贸易与外币交易、瑞士工商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强迫劳动力的剥削,以及瑞士难民政策等。

在1996年至2002年间,以2200万瑞郎(约合1.46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贝尔日耶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报告,分成25卷,共1.1万多页。

委员会作出许多发现,包括瑞士政府与工业曾与纳粹合作、瑞士遣返过成千上万驻留边境的犹太难民等,令瑞士人深感震惊。

信息框结尾

煽风点火

真相的一个版本由埃森斯塔特于1997年5月7日发表,这份报告的基础,是收藏在华盛顿城外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的1500多万页降密文件。

除了其它指控,该报告将瑞士描述为“纳粹德国的银行家”,还声称瑞士与其它中立国在和德国人的贸易与金融交易中获益,将战争拖长。

伯尔还记得自己的反应。“我有机会在报告发表的前一天阅读,当时就惊呆了。那时我已成了二战和瑞士角色方面的专家。埃森斯塔特的发现,特别是他的政治摘要,实在大错特错。即使历史学家找到了真相,他也把它变成另外一回事。”

在报告发表之前,“我可以说大多数瑞士人都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伯尔表示。但指责瑞士是纳粹德国的帮凶,“这太过分了。所以瑞士的抵触变得非常非常大”。

据玛德莲·库宁说,瑞士人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当时有这么种感觉,‘为什么找我们的麻烦?为什么要来查我们?’而且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着对瑞士做错事的否认情绪。”

(Keystone)

解决方案

库宁相信,瑞士并非人人都反对调查。“有许多年轻人觉得,是该对瑞士历史的这一页进行辩论与讨论了,”她指出。

库宁认为,瑞士银行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名誉与经济前景正受到威胁。“我看最后的确有了配合,可却迟了那么久。”

1997年7月,瑞士各大银行公布了新的休眠账户清单,允许亲友要求索赔。这份清单被世界各地的报纸转载。对库宁而言,这既是一项政治成就,也是一次个人启示。她于1933年在苏黎世出生,并于1940年与自己的犹太家人一起飞到纽约。

“我生命特殊时刻的到来,是当我从其中一份名单上找到我母亲的名字,发现她也有个休眠账户,”她谈到:“忽然间,我也成为故事的一分子。”

这个故事走到终点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双方都精疲力竭,”伯尔回忆说。

最终于1998年8月12日,瑞士各大银行同意向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继承人赔偿12.5亿美元。主持和达成这一协议及之前漫长过程的,是纽约法官爱德华·R·科尔曼(Edward R Korman),伯尔评价其“完成了出色的工作,成功把双方拉到一起...”

15年后的2013年,科尔曼法官签署了涉及赔偿账户财产最后分配的法令,理赔法庭的办公室正式关闭。

“有时这些事的双方都需要时间来体会,”伯尔表示。回顾过去,他承认“也许我们瑞士人对自己在二战中角色的认识过于正面”。不过他还是强调,瑞士当时“条件非常艰难...我国与纳粹德国之间并又没有一洋半海之隔。我们之间只有条莱茵河”。

最后,托马斯·伯尔相信达成的协议是个“对双方来说都很好的解决方案,为持续3年的争吵划上了句号。我认为这带来了一个终结。”

 

前美国大使玛德莲·库宁亦持同样看法:“我认为已过去这么多年,很难把一切都归还原主。但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我觉得我们几乎算得上还了一个公道。正如历史中的其它篇章,这一事件也非常复杂。但到最后我得到的感觉是,瑞士做了件正确的事。”


(译自英文:小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链接

Neuer Inhalt

Horizontal Line


subscription form

subscription form

如需通过电子邮箱免费订阅时事通讯(Newsletter),请在下方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 关闭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使用 “扫一扫” 即可将网页分享到我的朋友圈。 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