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工作中，还是人际关系最重要
在间谍工作中，传统的获取情报的方式，已经部分为电子窃取所取代。然而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人际情报”，还依然是最重要的。
在日内瓦，美国中央情报局灌醉了一位银行家，并怂恿他酒驾。于是他被捕了。情报局的间谍帮助了他，并把他收编旗下。
中央情报局的前工作人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应该目睹了这一切。然而Peter Regli，这位自1991年-1999年担任瑞士情报局局长的专家，对此却深表怀疑：“以我的经验来看，斯诺登就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我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受过特工专门训练的年轻人，可以得悉这样的消息”。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明确地显示出：人际情报(HUMINT)在全世界的情报工作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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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在想什么？”
“近几年来，所有的情报机构，无论大小，都在使用社交网络或者谷歌这样的网络搜索引擎，为了搜集信息。但人际情报依然是最重要的工具，”Peter Regli强调说。
“如果情报机关开始进行局势分析，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手在做什么计划。为了细知详情，他们当然可以查电子邮件、窃听电话。但要想切实知道，对方是如何策划的，那么还是要靠直接的、人际的联系。所以我们需要特工，”这位瑞士情报局NDB前局长说。
对商业间谍来说，瑞士很重要。NDB的传播科副科长Simon Johner在书面回答记者提问时写道：“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又是联合国和众多国际委员会总部的所在地，既是金融中心，也是能源和原料交易中心”。所以“日内瓦是一块有特权的小地方，”国防部部长毛勒(Ueli Maurer)6月中旬这样表示。
外国情报机构对研究中心、高校、国际研究联合机构、高科技公司，以及“有双重潜力”的企业都充满兴趣。因为他们的产品可能被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外国特工机构，还会监视滞留在瑞士的反对派的行动。
2012年4月，苏黎世警方就曾逮捕2位携有高科技设备的人。他们属于格鲁吉亚内政部，来瑞士为了侦察政府反对派的情况。
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目前正处于情报门的漩涡之中，他记录下了美国情报机关收集的信息。他承认，曾以美国外交人员身份在日内瓦工作。瑞士外交部肯定了这一说法。2007年3月-2009年2月，他任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长期工作人员。
他承认曾参与诱使一银行家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的项目。
瑞士外交部要求美国澄清此事。如获得具体证据，联邦主席毛勒(Ueli Maurer)建议对这位曾驻日内瓦的美国间谍发起刑事调查。
接近目标
但是如何建立这种人际关系呢？“首先要发现正确的、有用的人。例如现在瑞士与美国有些问题，如果知道美国国税局(IRS)是怎么打算的，就相当好了。那么谁是负责美国对瑞士政策的人呢？”Egli问道。
特工在确认目标后，开始尝试接近目标。这类行动往往持续数年，但必须极其谨慎行事。“因为一旦被识破，问题往往很严重”。
联邦情报局表示，“披着外交官、记者、商人的外衣，国外的情报官员比较容易在瑞士接近政界及经济界的决策人物。翻译也可以获取可靠的信息，此外实习生、博士生，也会给外国特工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少将Peter Regli(69岁)于1991年担任瑞士情报局局长。之前任空中及空中防卫部队的情报处处长。
1999年9月17日，因为Bellasi事件，Regli被委以他任。2000年底，联邦委员会令他提早退休。Bellasi宣称，Regli曾命他组建特工部队。
届时南非ABC武器项目领导人Wouter Basson宣称，在Regli的帮助下得到了武器。
所有指责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建立信任
送些小礼物，就可以搭建友谊之桥。之后是建立联系、加深信任。总有一天，会捕捉到重要信息，但有时还要用上敲诈。
“在有些国家，线人是有案底的，情报机构会帮助他们，用来换取信息及合作”。
一些新兴的网络社交工具如Linkedin会简化“找人”的工作。例如要找到较出名的瑞士公司里的卫星技术专业人员，现在就很容易。
如果间谍身份败露，那么瑞士当局可以将其驱逐出境，并限制入境。如果间谍的身份是外交官，那么瑞士可以宣称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就此，瑞士可以提供的信息相当少。联邦外交部在回答记者问时答到：“只有极少的案例”。只有要发出某种讯号时，这类事情才会向公众披露，NDB确切地表示。
即使是联邦情报局，也会发生像情报门、维基解密一样的数据泄露情况。
2012年夏，联邦情报局的程序员窃取了一个装有“极为敏感信息”的硬盘，联邦检察官Michael Lauber声明说。该名职员试图将信息卖到国外，但无果。
瑞士联合银行的工作人员首先发现了问题，因为该情报局职员开了一个数字账号。此事件令情报局因缺乏安全检查措施及反应怠慢而备受批评，并累及国防部长毛勒。议会商业监督委员会代表团计划对情报局展开调查，结果将于不久后公开。
太长时间被动
对瑞士情报局NDB来说，反间行动也受到了法律的限制，特别在预防获取情报时的电话窃听方面。而且在金融方面，NDB可做的也不多。
“早在90年代初，当我任情报局局长时，就向联邦委员会提出，冷战过后，那种不对称的威胁已经消失，我们应该开始为经济和金融界做些什么，”Peter Regli说：“但是什么都没做。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都是针对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我们这里，又从来没发生什么重要的事。这令我们的工作变得消极。可一旦乌云密布，压力增大，就会带来问题”。
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新的情报信息法正在等待听证。新法将为情报局借助电讯监听收集情报提供新的可能。
此外，情报收集范畴应扩张到金融领域，特别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不少观察家都认为这势在必行。“如今的情报工作已经难以对抗高超的反间技巧。我们需要新法，”社会人民党国民院议员Pierre-François Veillon在不久前接受《一瞥》(Blick)报采访时谈到。
对Peter Regli来说，新法也是一种正确的改进，只是步伐还是比较小：“对手已经举起了长矛，我们还只是从军刀进化到了刺刀”。
大型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位于日内瓦的总部，是情报机关偏爱之所。事实上，近几年发生了多起联合国窃听案。
但Peter Regli表示，他的忧虑却在于：“大公司往往对这些情况比较了解，并且有相应的对策。我比较担心中小型企业。在它们的企业网站上，人们几乎可以发现所有信息，从具体的生产计划到经理的姓名”。
情报局也有同样的担忧。自2004年起，情报局启动了以“Prophylax”命名的预防措施，建议中小企业对可疑的情况进行核查。
不久前，情报局又针对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同样的预防活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不愿就其所采取的措施发表言论。
要想探知间谍活动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情报机关，也难以做到。“许多经济间谍案永远都不会曝光，因为不少企业担心，在诉讼过程中会令名誉受损，”NDB提到。
(译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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