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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朋友无需随声附和

瑞中友谊的又一见证-2014年11月,贵州省与瑞士上瓦尔登州签订友好省州合作协议。
瑞中友谊的又一见证-2014年11月,贵州省与瑞士上瓦尔登州签订友好省州合作协议。 Keystone

在瑞士,能同时见到两位中国通的机会并不多,更何况是像周铎勉(Dominique Dreyer)和白鹄(Gérald Béroud)这样的“老中国”。借着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SRSSC)弗里堡分部的成立酒会,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约访到周、白两位先生。

机会难得,必要畅谈一番,谈瑞中交往之道、谈各自的中国故事,当然,还有他们的协会“们”。

老大使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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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铎勉(Dominique Dreyer)

1945年生于瑞士伯尔尼,弗里堡大学法律系、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

弗里堡大学国际私法博士学位。

1972年,进入瑞士联邦外交部。

1974-1978年、1984-1988年,被派往北京从事外交工作。

1988-1992年,在东京从事外交工作。

1992-1995年,在巴黎从事外交工作。

1995-2004年,任瑞士驻华大使。

2004-2008年,任瑞士驻印度大使。

2009年退休。

11月末的一个傍晚,夜色已近,但寒意尚浅。弗里堡Pérolle大街的采访地点并不难寻:老远就能望见中瑞人士陆续走进25号会议大楼。他们寒暄着排队签到,就像前往使馆招待会一般。在会议厅内迎接来宾的正是前瑞士驻华大使周铎勉,不过,周先生如今的身份是弗里堡中瑞友好的民间推介人。

退休老大使的开场白自然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弗里堡:“其实,弗里堡和中国,尤其是同浙江省的友好交往十分密切,只是缺乏可见度,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而已。我发起瑞中协会弗里堡分部的初衷就是要让弗里堡成为吸引瑞中交流的又一中心,同时为弗里堡居民和华人社团的联谊提供平台。”

和苏黎世、卢塞恩和日内瓦等瑞士城市相比,弗里堡并不为中国所熟悉。不过周先生信心满满:“弗里堡地处日内瓦和苏黎世之间的中心点,地理位置良好,而且弗里堡大学也在积极推动同中国的交流,这些都是弗里堡的优势。” 

瑞中协会和“皮包公司”

作为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的主席,白鹄自然不会缺席这次弗里堡分部的成立酒会。他身材消瘦、带着细框眼镜,散发着文人特有的执着气质。没有这股执着劲儿,想必很难实现他所做到的一切。

说到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他一下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协会成立于1986年,最初叫做‘沃州-陕西协会’,始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同西安交通大学的学术往来。”进入90年代后,协会同中国的合作范畴越来越宽,除了教育文化、还包括农业、经济、技术;交流地域也从陕西扩展到江苏、青海、广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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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鹄(Gérald Béroud)

1957年出生于洛桑。

1979年,洛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社会研究工作。

1986年,首次赴华,参加世界语国际会议,开始对中文产生兴趣。

1989年,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中文。

1998年至今,SinOptic中国社会研究服务公司和网站负责人。

多年兼任瑞中协会理事。

2008年,当选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主席。

慢慢地,“沃州-陕西协会”的名字开始“罩不住了”。“瑞士人对陕西这个名字毫无概念,中国人也质疑‘为什么唯独和陕西友好’,”白鹄笑道。2010年,沃州-陕西协会正式更名为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

尽管白鹄一年要为协会投入50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这只是志愿工作。说起他真正的“营生”,他的话倒少了起来,只是提起自己的黑色文件包,字正腔圆地说了句:“我有一家‘皮包公司’。”这只皮包就叫“中国视角”(SinOptic) 。sinoptic.ch网站汇总中瑞交流的最新消息,是名副其实的瑞士人了解中国的窗口;而SinOptic中国社会研究服务公司则为官方、民间的中瑞项目提供翻译、顾问和组织工作。上上下下就白鹄一人,和一只满满的皮包。

没有盲目的友谊

周铎勉和白鹄无疑是瑞中友好的使者,但他们并不认为“一味言好”,是真正的好。

“谈论中瑞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理性的立场。早前,当瑞中自贸协定议题在联邦议会上讨论时,就传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观点和言论。”对于一向敏感的西藏问题,白鹄并不回避,他说:“关于西藏的对话,难度来自瑞士和中国两个方面。一边,瑞士接收过很多西藏难民,对达赖喇嘛也非常敬重,西藏问题对瑞士来说“没有商讨的余地”;另一边,中国官方的态度,也没有让对话更加顺利。

在28年的瑞中交流工作中,白鹄唯一一次感到不被中国所欢迎的经历就和西藏有关:2010年,他不得不在出发前10天取消了法语区分会的西藏之行。中方没有直接拒绝代表团的访问,但是在出行上提出各种限制,“西藏自治区对外友协还在联络了几个月后突然表示‘没有时间接待我们’… 其实,中方就是不想某些人在某一敏感时间去到某一个地方,”白鹄言语中无不透露着遗憾,他接着说:“这一情况的消极影响在于,其他瑞士人见了这种情势会想,如果你们这些瑞中友好协会的人都不能去西藏,那还有谁能去呢?”

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

成立于1986年,时名沃州-陕西协会;2010年,更名为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瑞中协会早在1945年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成立,总部位于苏黎世)。法语区分会现有会员约150名。

瑞中协会和法语区分会密切合作,但保持相互的独立性。各自拥有独立的经费、理事会,并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

该协会是一个非政治、非宗教和非赢利的民间机构。它由私人、私有企业、教学研究机构、旅游和经济促进中介以及政治职权部门代表所组成。

沃州-陕西协会(现瑞中协会法语区分会)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在协会成员与中国的活动中提供建议和指导、组织各种讲座与会晤、组织各种学习旅行团及代表团、组织各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等等。

协会欢迎新会员的加入,个人会员每年缴纳会费60瑞郎,其他组织的会费为100-200瑞郎,企业会费为200瑞郎。

其实,国家关系和人际关系遵循的道理都一样。“观点不同时,真朋友之间应该不畏说出逆耳之言,只要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就不会损伤情谊。只知附和对方,这样的友谊不是真友谊,”白鹄说。关于沟通,周铎勉先生也表示:“我们应该讨论问题,而不是避免问题,重要的是和专家权威进行讨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好。”

只有坏消息才是好消息

虽说忠言逆耳,但是,瑞士媒体近几年关于中国的报道多是负面消息:环境污染、言论自由、产品质量… 这是不是说明,瑞士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那倒不是,”白鹄说:“要知道,对于媒体来说‘只有坏消息才是好消息’,这是自由媒体的特性。一篇歌颂文章首先就不会在主编那里通过,这不仅是针对中国。“ 他还讲到:”我经常参与洛桑的记者培训课程,我确实也发现瑞士年轻记者对中国、甚至整个亚洲都知之甚少。以如此薄弱的知识基础去报道一个国家,想必难以详实、周全。”

周铎勉也不约而同地说:“瑞士媒体对某些中国问题格外关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想对其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建立精准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瑞士媒体传达出的中国形象并不全面。我就曾对弗里堡广播电台的记者说过,即使是在环保和人权等问题上,中国也有进步的方面。我们的国家也许没有强调这些。”

媒体的导向并非刻意,人们对中国存在的固见也是事实。要想打破偏见,唯有增进往来。“我们协会定期组织赴华访问,好些成员就是带着偏见去,带着尊重回,”白鹄欣慰地说。

正因如此,周、白两位先生才如此热诚地推动着瑞中友好往来。他们无意一味言好,是中国的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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