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退場、國際秩序動搖：瑞士如何持續守護民主？
25年前，瑞士為自己設定了一項使命：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主。到了2025年，這一目標依然存在。但當今世界卻比過去更專制-地緣衝突不斷升級，傳統民主援助力量紛紛收縮，中國等非西方國家在全球影響力上升，民主與專制之間的較量正進入新階段，瑞士的角色也面臨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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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2010年，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華盛頓郵報》 ( Washington Post )上抨擊了一種自美國入侵伊拉克以來廣為流傳的「荒謬論調」。她寫道：「人們常以伊拉克未能在一夜之間變成『中東的瑞士』為例，來論證民主根本不應被推動或推廣。」阿普爾鮑姆認為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將伊拉克與瑞士相提並論或許有些異想天開；沒人會指望美國的軍事幹預能讓巴格達突然變成伯恩。但這個比喻揭示了一個事實：瑞士在全球形像中，是一個富裕、穩定、多語言且高度民主的國家。那麼為什麼它不該被視為一個值得效法的典範呢？
良政還是更換政權？
瑞士自己很少以自我推銷的語氣表達這類觀點。1999年，作為憲法全面改革的一部分，瑞士承諾在海外推動民主(第54條)。即便在當時，這項新任務也未引發太多爭議：推動民主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是瑞士外交政策的目標，且在關於修憲的全民投票辯論中也並未成為核心議題，該修憲最終以59%的支持率獲得通過。
自那以後，瑞士在這一領域的做法始終保持務實。瑞士為推動民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通常被歸入發展援助的範疇及預算之內：例如支持哥倫比亞的和平建設、提升阿拉伯國家女性的金融素養，或協助烏克蘭發展數字化行政管理-這些事務“與推動民主密切相關，但刻意迴避使用這個詞”，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丹尼爾·博赫斯勒(Daniel Bochsler)如是指出。
當瑞士以更政治性的方式介入民主推廣時，至少在公開層面上，其推廣規模看起來也相對有限-例如為日本學生介紹瑞士的直接民主工具。
同時，對民主宣導成敗的評估本身也非常困難。外交官本以謹慎著稱，反貪等項目也很少直接引發政權更替。而且，瑞士也只是眾多試圖在海外加強或削弱民主的行為者之一。
並非主要“出口產品”
博赫斯勒表示，民主之所以從未像巧克力和手錶那樣成為瑞士標誌性的“出口產品”，有幾個原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瑞士外交部在推廣本國模式時始終保持政治上的謹慎態度。
其中一個傳統原因，是對瑞士直接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輸出性的矛盾心態-這套制度強調頻繁的公投與全民投票。
那麼它真的可以推廣嗎？近年來，隨著民粹主義興起和民主信任度下降，其他國家開始呼籲引入直接投票制度，並偶爾對瑞士模式表示興趣。但這需要微妙的平衡。研究人員常將直接民主視為瑞士穩定的因素之一，但擔心如果在其他國家如果設計不當，可能會破壞代議制制度的穩定性。博赫斯勒還指出：“有時，一些政權會出於鞏固權威的目的對直接民主表示興趣-例如通過公投修改憲法，或推翻議會決議。”
另一個因素是瑞士的中立立場，這意味著外交決策者往往需要“行事謹慎，在國際舞台上不斷權衡與平衡瑞士的定位”，瑞士外交官西蒙·蓋斯比勒(Simon Geissbühler)在2023年寫道。蓋斯比勒也指出，整個民主推廣理念曾因上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軍事干預而被“污染”-這正引發了文章開頭處記者阿普爾鮑姆所表達的那類疑慮。同時，他也寫道，與大國相比，瑞士在外交和財政方面的影響力都“十分有限”：2024年，瑞士在民主與治理項目上的支出為2.5億瑞郎(約20.25億元人民幣)，而美國每年的投入則高達30億美元。
時代變遷
到了2025年，許多障礙看起來更加嚴峻。民主在全球範圍內不斷退潮，專制主義抬頭，而它傳統的支撐力量也變得不穩定。 2025年2月，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幾乎全面削減了美國每年用於全球民主的資助。包括荷蘭與英國在內的其他捐助國也在削減援助預算-瑞士本身也不例外。同時，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瑞士國內一直在討論，如何調整其中立政策以適應新的地緣政治現實。
儘管如此，瑞士在這段期間-至少在言辭上-也表現出對民主採取更具政治性的立場。 2024至2027年外交政策戰略將其列為優先事項之一，指出國家應“進一步明確其在該領域的形象”。 2025年5月，正值川普進行全面改革之際，瑞士發布了首份《民主指導方針》(democracy guidelines)：這是一份戰略性文件，闡明瑞士希望如何“維護民主世界”。
瑞士外交部民主事務負責人阿里亞德娜·波普(Ariadna Pop)表示，該指導方針部分目的是“澄清瑞士已經在做的事情，同時開發一些新工具”。其中將民主工作分為兩個領域：外交努力(透過政治與多邊對話支持民主敘事)與體制建設與支持(瑞士長期參與的治理類計畫)。
防止倒退，重新聚焦優先事項
波普也表示，指導方針反映了新的現實。「25年前，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專制國家向民主轉型，」她說。而現在，則是要“保護”現有成果。按專業術語來說，這意味著防止“倒退”-即已確立的民主標準被逐步侵蝕。
因此，這種方法可以說不如過去雄心勃勃，但更有的放矢。波普表示“封閉型專制國家”不再是優先對象-在強人注定勝選時，協助組織選舉“意義不大”。相反，瑞士將會“在一小部分特定國家中進行更多政治性工作”。
例如，在一些東歐國家，瑞士正努力對抗針對司法體系的負面敘事，並改善相關溝通方式。在哥斯大黎加-一個穩固的自由民主國家，瑞士為年輕政治人物提供有關民主規範與領導力的培訓。指導方針還提到一個聽起來相當積極主動的項目：“快速應對小組”，這些瑞士專家團隊可以迅速出動，協助某國進行憲法改革或組織公投-但正如波普強調的，前提是該國提出請求。
全球格局重塑
這種新方法能否產生實際影響仍有待觀察。“快速應對小組”目前尚未接到任何任務。在是否應繼續在專制國家提供發展層級援助的問題上，瑞士仍面臨兩難，同時也仍需決定有限資源應集中投向哪些國家。
同時，儘管美國削弱對全球民主事務的支持，尚未直接導致瑞士計畫受挫，但分析家認為，這已從根本上動搖了整個民主推廣領域。
就在去年，瑞士也將自己定位為美國民主推廣工作的親密夥伴。而現在，願意繼續推動民主的國家之間，要發展類似夥伴關係變得更加困難。德國發展與永續研究所(IDOS)的朱莉婭·萊寧格(Julia Leininger)解釋說：「各國仍在努力建立聯盟，但這些聯盟正在變小，而專制聯盟卻越來越大-而且正變得更具合法性。」
歐盟及其成員國可能成為該領域的替代領導力量。萊寧格提醒說，他們無法填
補美國資金缺口。不過，她認為，2021年成立的“歐洲民主團隊”( Team Europe Democracy)是一個“將執行層面與策略層面思維結合的良好示範”。該團隊匯集了14個歐盟成員國及多個基金會的工作。瑞士也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其中。
走出西方視角
波普表示，未來幾年，瑞士將尋求把民主支持擴展到經典的“西方主導模式”之外，吸收更多來自傳統權力中心以外的聲音。在她看來，目前的全球不確定性，反而可能正是實現這目標的機會。
根據萊寧格的說法，一些國家實際上對美國不再在其“後院”主導民主支持感到高興。但她也認為，全球層面的重新定位仍面臨諸多障礙。過去，歐洲曾寄望於像巴西或印度這樣的大型民主國家，能夠成為全球民主的重要推動者，但這項願望並未實現。她說：「事實證明，這些區域性大國在外交政策上試圖保持中立。」此外，她還補充道，印度如今甚至已被歸類為「選舉型專制國家」(electoral autocracy)。
同時，擴大民主推廣的參與者範圍，也引發了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民主究竟是什麼-以及推廣民主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萊寧格總結道，目前最具爭議的不僅是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更是“誰有權界定民主的涵義”。
(編輯：Benjamin von Wyl/ds，編譯自英文：樊樺/gj，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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