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荣格到迷幻药：瑞士如何改变了人类对精神疾病的认知？
从麦角酰二乙胺(LSD)的合成到抗抑郁药物的商业化，瑞士在理解和治疗精神疾病的历程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带你沿着时间轴回顾过去150年，探索这个阿尔卑斯山国家如何一步步走向精神病学研究的前沿，也为当今全球精神健康话题提供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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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希腊名医、哲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提出“人有四种体液”——血液、痰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人的性格与这四者息息相关。自此，精神疾病便成了医学与哲思反复探讨的对象。到了中世纪，世人却将这些病症视为魔鬼附体，常以驱魔仪式来“治病”。直到16世纪，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挺身而出，首次明确主张应把这些症状当作医学病症来诊治。
时至今日，医生们在治疗精神疾病时会使用抗抑郁药、心理治疗、电刺激疗法及迷幻药等手段，而这些药物和疗法，无一不与瑞士渊源深厚、关系密切。
20世纪初：心理疗法的兴起
奥地利神经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
几年后，曾是弗洛伊德学生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与其决裂，开始另辟蹊径，提出“分析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成果帮助后人设计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这项人格类型评量工具于1943年开发，用于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1908：瑞士精神病学家欧根·布勒勒(Eugen Bleuler)首次提出“精神分裂症”这一术语，并将其与其他类型的精神疾病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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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德国化学家安东·克利施(Anton Köllisch)为默克(Merck)制药公司首次合成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
这种化合物最初的研发目的是促进血液凝固，然而其研发过程被搁置多年，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作为“摇头丸”在夜店场景中重新流行起来。
1921：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发明了一种性格测试方法，通过分析一个人对模糊墨迹图形的主观感受(多语)来评估其人格特征。
1935：葡萄牙人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引入了脑叶切除术，这是一种通过手术切断大脑部分连接、以治疗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抑郁症的方式，但这种项手术却颇具争议。凭借这一发明，莫尼兹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这项发明后来被逐渐摒弃。
“当电痉挛疗法(ECT)被开发出来时，精神病学领域几乎没有其他治疗方法，所以对一些病人来说，有办法获得治疗简直就是奇迹。”
巴塞尔大学精神病诊疗中心(UPK)成人诊所主任医师兼副主任安妮特·布吕尔(Annette Brühl)。
1938：电流治疗开始用于精神疾病
乌戈·切莱蒂(Ugo Celleti)发明了电痉挛疗法(ECT)，这是一种利用电流刺激来调节大脑神经连接的方法。
大约一年后，这项技术首次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附近的明辛根精神病治疗中心(Psychiatrie Zentrum Münsingen)投入使用，这是世界上首次尝试这种疗法的实例之一。
1938年11月：迷幻药LSD在巴塞尔首次合成作为一项更广泛研究的一部分，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在巴塞尔的桑多兹实验室合成了麦角酰二乙胺(LSD)。这项研究原本旨在从寄生于黑麦等谷物上的真菌中提取呼吸兴奋剂。而这种药物的迷幻效果，直到后来才被人发现。
1943年4月19日：“自行车日”的由来
霍夫曼摄入迷幻药LSD后，在从实验室骑车回家的途中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迷幻之旅。今天，全球范围内都会在这一天纪念迷幻药的“诞生体验”。
20世纪50年代：精神药理学的发展
随着氯丙嗪被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精神障碍的浪潮迅速兴起。这种药物于1950年在法国首次被研发出来，并在欧洲以Largactil为商品名进行商业化。
在纽约海景医院(Sea View Hospital)进行的一项肺结核治疗试验中，医生们意外发现异丙嗪(iproniazid)具有提振情绪的作用，从而使其成为全球首个抗抑郁药。
该药能阻断分解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酶，这两种神经递质由神经元产生，负责调节人的行为、情绪和注意力。
1956：瑞士Geigy公司(现已并入制药巨头诺华公司)原本在测试丙咪嗪(imipramine)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时，意外发现该药能有效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这种药随后以Tofranil的商品名上市，它能提升血清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最受欢迎的抗抑郁药。
1958：霍夫曼以墨西哥的一种“神奇蘑菇”为原料，成功合成了具有致幻作用的迷幻素(psilocybin)。
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精神病学家约翰·凯德(John Cade)发现，锂可以有效稳定躁郁症患者的情绪。30年后，“垃圾摇滚”乐队Nirvana的主唱库尔特·科本(Kurt Cobain)在一首以这种药物命名的歌曲中唱道：“我如此快乐，因为今天我找到了我的朋友，他们就在我的脑海中。”
1962：美国化学家卡尔文·史蒂文斯(Calvin Stevens)在帕克·戴维斯公司(Parke-Davis，现为辉瑞的一部分)合成了氯胺酮(Ketamine)，这是一种具有精神活性的麻醉剂。
1962-1963：电痉挛疗法引发舆论风暴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小说《钟罩》(The Bell Jar)中，以及肯·凯西(Ken Kesey)在《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对电痉挛疗法(ECT)的描述震惊了公众。这些作品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也让这种治疗方法饱受争议，声誉一落千丈。
1963：罗氏公司推出缓解焦虑的药物“安定”
安定(Valium)基于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这种成分能够增强一种有助于减缓大脑活动的神经递质。到20世纪70年代，安定成为全美开方最多的处方药。1981年，美国公司Upjohn(现为辉瑞的一部分)也推出了类似药物Xanax(阿普唑仑)。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禁毒战争
1965年，山德士公司(Sandoz)停止销售迷幻药LSD，但此后，一场由心理学家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领导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却大力鼓吹迷幻药的娱乐性使用。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美国总统，随即宣布“向毒品宣战”，从此迷幻药的相关研究大多陷入停滞。
1985：英国医学研究员安东尼·巴克(Anthony Barker)发明了经颅磁刺激疗法(TMS)。
这种疗法使用一个类似球拍的装置，在患者头部发射磁场，以调节大脑神经的连接。如今，经颅磁刺激疗法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并逐渐拓展到强迫症等其他精神疾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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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型抗抑郁药物兴起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科学家研发出一类可以阻断血清素再吸收的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以及同时作用于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吸收抑制剂(SNRI)。代表性药物包括由美国礼来(Eli Lilly)公司生产的百忧解(Prozac)，以及辉瑞(Pfizer)推出的乐复得(Zoloft)。直到今天，SSRI和SNRI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物。
20世纪90年代：核磁共振成像等神经成像方法的进步提高了人们对精神病的理解和认识。
2010-2020：大型制药公司退出神经科学领域
哈佛大学富兰克林·福特科学史研究教授安妮·哈灵顿(Anne Harrington)说：“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开始撤出心理健康领域，纷纷转向利润更高、前景更好的研发领域。”
2011：《瑞士联邦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法》于2008年修订，授权可以将迷幻药用于“科学研究、医药研发或限制性医疗用途”。医生可申请使用LSD、摇头丸(MDMA)、迷幻素(psilocybin)甚至医用海洛因，对特定病患进行治疗。
“关于电痉挛疗法，过去的负面印象开始消退，新一代人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虽然仍有未知和假设存在，但社会对这种疗法的接受度明显提高。”
洛桑大学医院(CHUV)介入精神科主任凯文·斯维尔科斯-莱纳特(Kevin Swierkosz-Lenart)。
2010-2020：50年后电痉挛疗法卷土重来
如今，电痉挛疗法在全身麻醉、使用肌肉松弛剂和吸氧等措施保障下进行。
2019：美国强生公司将一种氯胺酮商业化，其商品名为“Spravato”，用于治疗抑郁症患者。
2022：日内瓦大学医院提供迷幻药辅助心理治疗
哈林顿说：“我们不该简单地把这些治疗方式的接受看作是社会进步或思想开放的体现。这更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跳脱常规的尝试，因为我们过去沿用的方法已经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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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美国拒绝批准摇头丸辅助疗法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这个历来为全球医疗审批“定调”的机构，要求提交申请的组织“进一步研究”该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025：由于许多精神疾病至今仍无明确诊断，加之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对抗抑郁药无明显反应，精神健康领域正逐步转向探索数字化疗愈，包括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等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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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尽管迷幻药物如氯胺酮和迷幻蘑菇素(psilocybin)受到严格监管，但近年来，迷幻药辅助治疗的实践正悄然展开，尤其在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成瘾治疗等领域逐步显现出科研与临床并行的趋势。
目前全球大多数迷幻药临床数据来自欧美人群，而中国的研究则填补了东亚人群在精神药物响应方面的数据空白。正如Nature Mental Health所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主观体验的理解与心理反应可能大相径庭，纳入中国样本能显著提升试验结果的外部效度。
(编辑：Virginie Mangin/gw，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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