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看中国女强人

在四位拍摄对象里，最富争议性的当属素来以强势、霸道、专横等充斥着负面色彩的字眼见诸银幕报端的霸道女总裁-董明珠。导演Patrik坦承，自己从未见过如此严肃而气场强大的女性。 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怀揣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好奇，瑞士导演Patrik Soergel把镜头对准了中国商界女性精英群体-这也是苏黎世电影节举办12年来参与“国际纪录片”竞赛单元角逐的影片首次聚焦中国。这个瑞士人还给予了作品以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片名：《妇女能顶半边天》(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北京东三环，伴随着此起彼伏轰鸣作响的发动机，“俏江南”餐饮集团董事长张兰面对车窗外的车水马龙一脸的无可奈何-影片的第一幕正是导演Patrik Soergel心目中最典型的中国都市场景。

对这位瑞士导演来说，把摄像机镜头拉伸到遥远的东方，是忽如其来的念头，虽然此前他从未涉足中国。“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瑞士人，但论血统，我是南美、德国、意大利等多民族文化的混合体。在寻根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个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原本状态都难见其踪，我开始对‘转变’这种现象着迷，而放眼全球，转变最大的无疑是中国。”

2014年，Patrik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大多数西方游客不同，作为纪录片导演，我告诉自己要尽可能地清空大脑，摒弃一切电影、书籍、媒体向我传达的中国刻板印象。”他进入高档会所拜访名流，走街串巷随机采访蜗居陋室的农民工，还去偏僻乡野寻访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接下来的一年，他先后五次往返于瑞士与中国，从搜集到的浩瀚素材中寻找最佳主题。最终，他确定了四位中国商界女性领导者为拍摄对象，期冀通过讲述个体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地位上升，折射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

气场强大的拍摄对象

借助中国工商界女性协会的人脉，Patrik先后接触到20余位持续活跃在中国商界的女性领导者，其中多位曾荣登《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排行榜。

最终，他选择了董明珠(格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兰(俏江南餐饮集团董事长)、杨澜(阳光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和周忆(IBM大中华区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作为这部纪录片的主角。

Patrik Soergel其人其事

这位瑞士导演于1977年出生于意大利语区的小城洛迦诺。在位于丹麦埃伯尔措夫特的欧洲电影学院获得学位之后，Patrik进入布拉格的FAMU电影学院深造，系统学习导演和编辑。

近年来，Patrik身兼数职，同时为瑞士电视台及瑞士境内多家制作公司进行影像编辑工作。此外，作为独立制片人，他在瑞士和美国的纪录片制作业也小有名气。他所拍摄的纪录片，曾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苏黎世电影节等各大影展放映。

对苏黎世电影节来说，Patrik可谓是老朋友。在7年前“第五届苏黎世电影节”上，他凭借作品《暴风雨后》(《The Sound after the Strom》)一举斩获2009年度苏黎世电影节最高奖项-最佳国际纪录片奖项“金眼睛奖”。

在公众眼中，她们拥有共同的标签：中国商界成功女性。然而回首往昔，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她们的起点和历程却又大相径庭。“我选择的依据是她们截然不同的行业、家庭和教育背景，”Patrik掰着指头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记者解释道：“曾在加拿大洗盘子的张兰经营的是中国最传统的餐饮，美国常青藤盟校毕业的杨澜从事着私人媒体，在传统国企环境下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的董明珠管理着上市国企，而周忆则始终活跃于外企。她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类中国人。”

作为一位游离于主流影视圈之外的异国导演，要说服这些站在中国商界权利巅峰的女人接受拍摄并不容易。Patrik足足花了6个月的时间与她们沟通、逐渐获得她们的信任。

在四位拍摄对象里，最富争议性的当属素来以强势、霸道、专横等充斥着负面色彩的字眼见诸银幕报端的霸道女总裁-董明珠。Patrik坦承，自己从未见过如此严肃而气场强大的女性：她会在镜头面前旁若无人地训斥不靠谱的下属“没用”、“我为你们感到羞愧”，丝毫不觉得在一群“外国友人”面前表现得如此强势有什么不妥。

Patrik第一次见到董明珠，是说明拍摄意图、从而获得拍摄许可。“我和她分别坐在一个长形会议桌的两端，四周则满满当当围坐着她带来的二十几位公司高管，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阵势。很显然，她对我这个外国导演有一定的戒心和顾虑。我绞尽脑汁自说自话了二三十分钟，她始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最后，她终于起身走过来，向我伸出了手。那是我煎熬了半个小时以后第一次看到她的笑。我知道，我可以开机了。”

中国职业女性

影片从始自终都贯穿着传统戏曲中节奏急促的鼓点。这种典型的中国元素，暗喻着中国女性在职场中的忙碌奔波、应接不暇。

Patrik说，在闲聊时董明珠直言：“我什么时候才能不思考工作？就是当我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坐到这个职位，她和许多男性高管一样，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没有界线。“虽然国家有法定节假日，但在过去的20年里，她从未休过假。”这一点让Patrik感到不可思议：“当然，这是她的个人选择。”

Patrik注意到，回忆起当年身为30多岁的单身母亲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孤身来到珠海打工时，董明珠紧锁的蹙眉悄然伸展，平日里中气十足的标志性高声调也不知不觉低了下来：“我只能告诉自己：女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只能说服自己放弃。” “我能感觉到，这些外人眼里的成功女性之所以把一切献给工作，并不是因为她们对成功本身感兴趣。她们只是陷入了中国急速转变与发展的洪流中，只能顺势向上、向上……”Patrik说。

在中国搜集素材的日子里，Patrik也注意到，中国人的工作侵蚀占据着私人生活的空间和时间，这对于追求工作与生活两全其美、下班不再操心公务的瑞士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的态度也渐渐从排斥到理解：“在中国，无论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工作等同于生存。这只能归咎于人口基数和人才竞争带来的压力，所幸我们瑞士人不用面对这种问题。”

杨澜也对Patrik坦言，自己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在路上”。和所有已为人母为人女的女性一样，她也曾因为错过孩子的家长会懊恼沮丧，“就像小丑面前有很多球同时扔在空中，有的就是接不到。”

被问及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时，周忆也提到了职场女性角色问题：“女人日常所要扮演的角色远多于男性：员工、母亲、女儿、儿媳、闺蜜……辗转于这么多角色之间，有时候我不是在享受，而是忍受。”

从她们身上，Patrik隐约看到了上一代的瑞士女人：“上个世纪中后期，瑞士也有一部分女性信奉‘工作至上’，因为疲于谋生而对自己的孩子疏于照顾。近年来迫于社会思潮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瑞士女人或妥协或被迫放弃了全职工作，把更多的时间分给家庭-尽管有些人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平衡关系。”

中国发展中的得与失

拍摄历时一年半。尽管杨澜和周忆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但Patrik仍然坚持让她们在镜头前用中文表述。虽然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他来说，语言鸿沟是这次拍摄中遭遇的最大挑战，但有过多年跨文化、跨国拍摄经验的Patrik坚信，只有用母语讲述自己的经历，才会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抽离出来，重新作为“亲历者”把自己带回当时的感受，那一刻的表达才最具情感宣泄力。

80分钟的播放过程中，最让瑞士观众动容的，是周忆追忆起父亲在文革中因言获罪、在音讯全无的情况下劳动改造三年的往事。彼时的她还是个女童，当母亲带着她和姐姐去寻找、探望父亲时，她几乎认不出正在搬砖的父亲，“他那年才四十出头，但是一眼看上去，我分不出他是父亲还是爷爷。”当她用母语讲述父辈的那段经历时，数次哽咽，大屏幕前的瑞士观众们也为之动情拭泪。

谈论文革已不再成为禁忌，这也让“局外人”Patrik感到中国在某些方面正逐渐走向开化：“几年前，我的一位导演朋友同样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因为触及敏感话题而遇到了阻碍。相比之下，我很幸运。”

1994年头一次赴美国芝加哥出差，现代都市所带来的震撼让周忆至今还记忆犹新：“飞机快降落的时候我俯瞰全城，密密麻麻的私家游泳池和错综交织的公路让我对身边的老板感叹：北京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没想到转眼就实现了，”她在影片中感慨道。

过去30余年里，中国社会以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保持着高速增长。售楼处熙熙攘攘的人流，座无虚席的星巴克，夜晚街头通明的霓虹灯下斗舞的90后……Patrik收录镜头中的这些场景，无一不流露着渗透进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群体浓烈的西化气息。让Patrik好奇的是，中国精英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她们自主自愿地与西式生活方式和平共处，还是心有不甘？

杨澜在镜头中这样评价：“我们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破坏，因为很多人觉得，那样的文化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回到那种居住环境中去。”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消费力的崛起，周忆认为：“对世界名牌的蜂拥而至，反映出摆脱温饱的中国人的一种饥饿，大家迫切地想要进入世界主流，认为穿戴国际大牌就等于登上了国际平台。”

相比她们，张兰则更为后辈的生活环境而担忧：她从湖北小镇初到北京时随处可见的护城河、垂杨柳都已不复存在；董明珠当年身处的那个山水相融、人口稀少的珠海小城也已面目全非。“俗语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如今的我们只是在破坏，”张兰这样对Patrik说。

在影片里，张兰用“野蛮生长”来形容那一代企业家的创业方式：“我们只是本能地延续着艰苦奋斗的肯拼精神，缺乏眼界和策略。”她们也因此承受了许多失败与低潮。和诸多中国商界人士深谈之后，Patrik感觉：“那一代企业家是在并不成熟的市场里以开拓者的身份走钢丝，观念和商业判断能力可能有所欠缺。但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在步入调整期。中国未来会如何转型？我没法预测，我只能通过镜头把这个问题扔给中国观众，让你们自己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