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菲德斯皮尔小说《窗台上的橘子》

约克•菲德斯皮尔 swissinfo.ch

瑞士当代作家约克・菲德斯皮尔(Jürg Federspiel)1931年6月28日生于苏黎世州的Kempthal。青年时代在多马特(埃姆斯)及达沃斯度过。在巴塞尔初中毕业以后他成为一名电影评论家及记者。

为许多瑞士的报刊杂志写过杂文、随笔。曾居住在柏林、法国、英国和美国。今天他以自由作家的身份生活在巴塞尔。

在巴塞尔初中毕业以后他成为一名电影评论家及记者。为许多瑞士的报刊杂志写过杂文、随笔。曾居住在柏林、法国、英国和美国。今天他以自由作家的身份生活在巴塞尔。

菲德斯皮尔的作品介于令人浮想联翩的虚构和经过具体调查的事实之间。他的作品中有非同寻常的真人真事，但是也有天使及荒诞无稽的宇宙人。

因菲德斯皮尔而出名的伤寒玛丽(或者说菲德斯皮尔因她出名)以她诱人的厨艺“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玛丽的动人故事» 1982。

«窗台上的橘子» («Orangen vor ihrem Fenster»)

菩提树湿漉漉的树干在雨中微微闪光，一辆汽车开过，溅起的水花将丁香丛中春天的芬芳驱散，从敞开的窗外飘进来一阵潮湿的甜香。

一个穿粗呢大衣的秃顶男人坐在窗台上，失神地望着街对面的房子。粗糙的木窗框，一座座由方形水泥板砌成的阳台，被雨水淋湿的、泥灰斑驳的墙。在这住宅区里，几乎所有的墙都已破旧不堪。

“半夜，他大约昕见墙上的泥灰往下掉的声音，立即惊醒了，跳下床来倾听着，竭力想分辨这是否是人声或皮靴声。”门房在屋子的暗处说。

他站在铺满地板的、揉皱的报纸上，周围摆着几只颜料罐、一堆沾满油漆的破布、几把刷子和一只装满石灰浆的大桶。随着他的动作，报纸发出沙沙的响声。

“不久一切都完结了，他们把他带走四天后，盟军和我们的人开进了这个城市”。他接着说，“当时并没有激烈交火，只是到了最后两天，当抵抗运动的人像耗子似的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时，才打了一阵枪。游击队员藏在门洞里，远处可以看见他们抽烟的火光，一定是好几个人带着武器预先埋伏在那里。直到那时，他已经在这所房子里躲了两年。

他和那姑娘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他似乎一点都不害怕，像别人一样进迸出出，仿佛没人知道他是个逃兵似的。虽然到处都有巡逻的德国兵，他晚上也要出门，也许他一人呆在家里感到无聊，宁愿到街上去游逛，或许他在做黑市买卖，也可能在替抵抗运动办事。他经常天快亮才回来，每一次那姑娘都在窗台上放几个椅子，告诉他这里没有外人，没有危险……”

“椅子”。穿粗呢大衣的人重复道，仍然凝视着下面的街道。

“是的，”老头儿用脚尖踢了踢报纸说，“天晓得那姑娘从哪儿弄来那么多椅子。如果没有椅子，窗台上就放着几个苹果。在你坐的那地方，总有一包烟丝，烟丝旁摆满剥开的椅子和切成片的苹果。那时节要弄到点烟丝可真难，但那姑娘总是有办法搞到手。烟丝很香，带着椅子和苹果的气味。您知道，我也抽烟斗…”

穿租呢大衣的人咳了声嗽，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舒展了一下胳膊，用手背擦了擦满是伤疤、刮得很干净的脸。

“他本来长得很英俊，”门房自言自语道，“像大多数德国人那样身材高大，甚至可以说魁梧，可是他们把他带到地下室呆了一刻钟，他就失去了人形，伤痕累累，浑身是血，牙齿几乎全部被打落，从锁骨到肋骨，肉像干瘪的香肠一条条挂在身上。

地下室有一大堆煤，他们逼着他爬上去，一个德国兵站在煤堆上将他踢下来，另外两个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维希分子(注释：希特勒在法国维希建立的傀儡政权的追随者)， 用火钩和枪托逼着他再往上爬。这样来回五次，他就再也不能动弹了。那些人走后，邻居们才将他抬出来藏到另一间地下室，可谁也不敢照料他。三天后，我同我妻子又将他拖到我们的地下室里。当时我们想，他们一定以为他死了，也许他们把他忘了”。

穿粗呢大衣的人点点头，又朝窗外望去，似乎陷人了沉思。雨仍在下，街灯在风中轻轻摇晃，将白色的光柱投向黑暗的街道，照亮街边丁香树的绿叶和谈紫色的花。

“我也是德国人”。穿粗呢大衣、显得有些朦肿的男人头也不回地说。

“我看出来了，”看门人盯着那人秃了顶的头说，“您尽管住在这里好了。德国人并没动我一根毫毛。要是他们抓住我，青定会毁了我的，因为地下室那堆煤是我从车站偷来的。”

他从铁路职员制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若有所思地伸进烟袋里。

“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他踢了踢石灰桶，铁桶发出沉闷的响声，”再过两天，白灰和油漆就干了，不过壁橱和门还得漆一遍”。

“现在还不知道，”秃顶男人回答，声音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不过，我可以预付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两千法郎，钱不算少，可也不算多。德国人占领期间您在这里么？”

“在这里呆过很短一段时间”。秃顶男人回答，脸又转向了窗外，“有什么妨碍吗？”

门响了一下，两人都转过身来。一只猫从半开的门溜进来，在屋里转了一圈又消失在过道里。

“这是那姑娘的猫”。门房说着用右手指了指墙边的两把椅子，“这只猫、这两把椅子，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几条被单、枕头和一些信件，是那姑娘留下的东西”。

“一个什么样的姑娘？”秃顶男人摸了摸后脑勺间。

“那姑娘同那个逃兵，那个德国人住在一起，她身材不高，娇嫩得很。那个德国人却是个巨人，不过，像大多数巨人一样，他并没有巨人的性格，藏在他那巨人身躯里的是一颗善良的心，这一点谁都清楚。或许正因为如此，那姑娘才会爱上他，才会弄来那么多椅子”。

“请您讲详细些”。秃顶男人激动地说。门房用大拇指擦拭着烟斗。

“详细情形谁也说不清。那姑娘经常很晚才回家，我们听见她还在楼梯上就轻声呼唤他的名字。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比她先回来。他常常喝得烂醉，要她搀着才能上楼。每次他都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我们听见楼上桌椅翻倒、杯子和花瓶摔碎的声音，接着洗澡间便响起哗哗的水声”。

老头儿小心翼翼地走到墙边打开电灯。屋里空空的，溅在地板上的石灰已经干了。

“过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门房接着说，“那姑娘口里总是哼着一支什么曲子。她长得娇小玲珑…”

“这我知道”。穿粗呢大衣的人打断他说。

“有一头深色长发和一张真正的孩子脸。她本来用不着化妆，她长得很漂亮，脸像小姑娘似的。可她总是把脸颊和嘴唇涂得像熟透的樱桃那样红。而他呢？他总是深更半夜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口里还大声唱着，人们从窗口和门缝里好奇地向他张望，但一直没出什么事。有一回，他举着把破伞，拖着一件满是泥泞的皮大衣游游逛逛地走回家。

那天夜里他们房间的窗台上又摆了几个椅子，那姑娘还没回来。他在楼上放开喉咙唱着，唱的都是德国歌。我刚想上楼去劝劝他，她就回来了。那巨人光着上身站在楼梯上，见到她便冲过去搂住她。她捧着一袋桶子和苹果，还有几个罐头，这些东西都散乱着从楼梯上滚下来。他醉醺醺地将她抱上楼，门也不关便同她倒在床上。过了好半天，那姑娘才下楼来把罐头和桶子拣起来。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巨人的歌声吵醒了，这一次他唱了整整一天”。

穿粗呢大衣的人走到门边，看着那扇油漆剥落、满是石灰手印的门。

“明天一早我就叫人把门漆好，”门房说，“过两天就干了。我们到厨房里再去喝一杯好吗？”

厨房里蒸气弥漫，炉子上一只锅里在煮着什么，锅盖被蒸气冲得囔囔作响。门房把两张板凳拖到窗边。厨桌上有一瓶皮纳尔葡萄酒和两只洗净的、还在滴水的杯子。

“我不愿再提起那两年的事了，可是，有时听见女人上楼时急促的脚步声，不由得又想起那年月。这样的脚步声只是在南方村子里的石台阶上和市场的石板路上才能听到。那是急促、然而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后院里一盏昏暗的灯照亮通向底层阳台的阶梯两旁的铁栏杆。穿粗呢大衣的人将杯子放在桌上，前额贴在玻璃上朝黑暗中跳望。

“雨还在下”。门房说，“不久便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穿粗呢大衣的人急速转过身来问道。

看门人叉开双腿坐到板凳上，在洗碗槽边上磕他的烟斗。

“有两回，那姑娘带了一个德国军官回家来，我们隔着窗子看得清清楚楚。天已经很晚了，进屋后那军官双手搭在姑娘肩上，慢慢地拥抱了她。他们谈了很久话。过了几天便来了秘密警察和维希分子，他们摄手摄脚溜上楼，连楼梯也没发出响声。这时，那姑娘正在同德国逃兵玩九柱戏，用椅子赌输赢。尽管那时什么都缺，他们却很少吃那些桶子。

一进他们屋，就可以看到窗台上、地板上到处摆满了桶子。他们把赌赛结果用彩色铅笔写在地板上或墙上，我妻子对此当然很生气，但我们不愿失去这两个房客，我们几乎为那个德国逃兵感到骄傲，因为我们除了沉默和忍耐也做了一点事情。我总是说，少了一个反对我们的德国人，就等于干掉一个德国兵或炸翻一列火车。那时节，破坏是我们法国人常干的事”。

窗前那个人转过身来，他的脸像是许多张照片的碎片拼成的，苍白、臆肿、布满伤疤，几乎不像一张人的脸。

“我妻子不喜欢那姑娘，这并不是因为她用彩色铅笔弄脏了我们的地板和墙壁”。

“那是为什么呢？”穿粗呢大衣的人倚在窗框上，面前放着斟满酒的杯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她不大喜欢她”。老头儿答道，“那姑娘在电影院做事，好像在售票处。她在好几家电影院干过，不过都是临时的，有时是在下午，有时是晚上。嗯，那天三个德国人和两个维希分子上了楼就猛烈打门，接着便冲进屋里。楼上发出一片可怕的吼叫声和厮打声，一个德国兵仰面朝天滚下楼梯。最后，他们还是制服了他，把他拖进了地下室…”

穿粗呢大衣的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举起杯子又呻了口酒。透过杯子，可以看见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他们让他躺在那里就走了”。老头儿继续说道，“开始没人敢露面，后来人们渐渐出现在过道里和楼梯上。最后那姑娘来了，不知她在小声唱还是在哭泣。她只披了件衬衣，扣子也没扣，双手掩着怀。

见到我们，她便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邻居们都靠墙站着，几个妇女向她伸出手来，但她像推开挡路的树枝似的毫不在意地推开她们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一星期后，我们的人和美国人就来了。往后，来过几个胡闹的年轻人，他们毒打切┩�德国人睡过觉的女龋炕固旯馑�们的头发，以此表示他们爱国。可是，我再也没见过那姑娘。三年前，我写信给她在里昂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当局也从来不打昕她，好像她压根儿就没存在过似的”。

秃顶男人摇摇头，玩弄着手里的帽子。“我请您去喝一杯”。他终于说道。看门人耸耸肩，看了看剩下的半瓶皮纳尔葡萄酒说:“上哪儿？ 对过吗？”

后院的灯熄了，厨房的窗子黑了下来。

两人跨过沥青路面上在街灯照耀下闪光的积水坑。看门人推开小酒馆的门，一股温暖的啤酒酸味夹杂着锯木屑的气息扑面而来。柜台后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光的人向他们挥了挥手。

“您来了，夏尔先生？”

“你好，莫里斯!”门房回答。

他们要了两杯香槟酒。穿粗呢大衣的人背向柜台，双肘撑在柜台上。

“他经常到这儿来？”

“那个巨人吗？”

“是的”。

老头儿用下巴指了指柜台背后，压低声音说:“他们把他拖走时，我首先想到这是莫里斯告的密，他为了一支雪茄烟可以出卖任何人，他可能告发了那个逃兵。可是，那时莫里斯见到谁都害怕，他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呢”。

莫里斯将两只盛满酒的杯子碰了碰放在柜台上，便坐到一张高凳上，把梳得亮光光的头伏在一堆硬币上数起钱来。

酒店里的顾客渐渐走光了。

秃顶男人把帽子放在柜台上，出神地望着酒馆门。

“后来怎样了？”

“您说谁？”

“那个巨人”。

“我和我妻子想，他们可能把他忘了，便将他抬到我们楼下的地下室里。他已经失去知觉。四个钟头后，那三个德国人和两个维希分子又来了。一个德国军官好像对这一带很熟，连招呼也不打就走进我们的地下室。

两个家伙把那逃兵拖出来，我们毫无办法。那德国军官还一直往楼上瞧，问我那姑娘上哪儿去了。我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他，可他根本不愿昕。他那张脸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还很年轻，眉毛和睫毛都是淡黄色的，头发稀疏，看上去跟普通人一样不像坏人，可是，一个人的内心谁又能看得透呢？”

穿粗呢大衣的人凝视着一面挂在招贴画下的模糊的镜子。

“他们把他拖进后院，”门房说，“扔在房子底层的平台上。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一个人匆忙在他脖子上拴了根绳子，绳子几乎有平台栏杆到地面两倍那么长。接着，他们让他倚在栏杆上，便朝他开了枪。我觉得这样结果他毫元意义、他们可以吊死他，枪毙他，甚至只要把他从栏杆上推下去就行了。他们每种方法都用上了，却给了他一个活命的机会。

栏杆并不高，绳子又太长了，他们还没瞄准就开了枪。他摔倒在地上时还活着，但他们瞧都没瞧就跳上吉普车走了。当然，那是在最后时刻，事情干得马虎。三天后，市民们就围着盟军的坦克跳舞了”。

穿粗呢大衣的人仿佛想从镜子里寻找自己的身影，但他失望了。

“那时是战争，”门房补充道，”战争一结束，大家又喝起了开胃酒，死人的影子很快在他们记忆中淡漠了，那种恐俱感也渐渐消失了”。

秃顶男人把手伸进破旧的粗呢大衣口袋，掏出一小瓶药片，吞下几颗。“医生禁止我喝酒，我的胃不大好”。说着，他看了看表。

“我得走了，我的妻子还等着我。我明天再来看看那间屋子，我妻子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我本人由于业务繁忙，不能在此久留”。

“没有问题，”门房回答，“您放心好了”。

身材高大、显得有些朦肿的秃顶男人戴上帽子，犹豫地站了一会儿。

“我付给你一个月房租，我们说定了”。他从皮夹里抽出几张钞票扔在柜台上。

“太多了，”老头儿看了一眼钞票说，“您应当数数。确实太多了，两千法郎就够了”。

门开了，那人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看门人将几枚硬币扔在柜台上。

“这人是谁？”从角落里传来莫里斯的问话。

“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老头儿喃喃地说。

作者：约克・菲德斯皮尔(Jürg Federspiel)

翻译：章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