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密度不该成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
截至目前，世界上许多最致命、最触目惊心的疫情都暴发在城市里，新冠病毒疫情也让人们开始对城市的未来产生质疑。但瑞士城市规划研究学者Andri Gerber希望借助一款网络游戏，证明人口稠密的城市可通过重新设计来应对公共健康危机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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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截至2050年，全球68%的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地区。近年来很多人坚称，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城市能源的高效利用，就势必需要增加人口定居密度。然而，现如今那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却成了新冠病毒最易传播、疫情最严峻的地区。
由Gerber领导的研究团队所研发的网络游戏“人口密度压力”(德语名Dichtestress)，让玩家得以亲自探索并了解人口密度与病毒感染风险之间的关系。
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建筑、设计及土木工程系讲师Gerber认为，在当前这个面临疫情、气候变化等多方威胁的世界，我们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人口密集、同时又兼顾居民安全的方式来建造我们安居的城市。
玩家可通过第一视角在各城市街头穿行。游戏规则是：作为已经感染某种传染性病毒的“病毒携带者”，玩家在街头遇上路人或集会人群时，与他人保持当前各国卫生部门所推荐的1.5米“安全社交距离”， 并尽快找到通关出口；全程应尽量减少感染其他角色的几率。
设计者从过往500年建筑史中选取了6个人口密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城市。其中包括1490年由建筑师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打造的“理想城市”模型，已于1995年被拆除的香港九龙城寨-该地曾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2020年位于苏黎世老城区的尼德多夫住宅区(Niederdorfquartier)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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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资讯swissinfo.ch：您如何看待城市规划和流行病之间的关系？
Andri Gerber：流行病本质上就和城市有一定的抵触性，因为城市的集聚性就要求人们群体性聚集并共享空间，但很显然，这违背了保持社交距离、以预防或遏制传染病蔓延的原则。只要你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就会有流行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不妨以苏黎世为例，在过去数世纪期间，苏黎世遭遇了太多的流行病疫情，相继数十万人在霍乱、伤寒疫情暴发时不幸丧生。然而就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们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了这段历史。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城市”这一概念就始终是安全和文明的代名词，似乎和混乱、动荡、岌岌可危毫不沾边。从传统意义上，城市就代表着秩序。当你定居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秩序感。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倾向于忘记、或不自觉地回避去思考近在眼前的潜在威胁，譬如目前的新冠疫情。
因此，整个城市规划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流行病史，也是一段不断探索力求创造更好、更健康的城市空间的历史。
听起来似乎我们总是在疫情发生之后，才开始对城市规划进行重塑。这是否意味着面对疫情危机，城市规划扮演的角色是补救，而非预防？
答案是，但也不是。即便你看希腊人那个时代，他们当时就已经有意识地甄选疫情风险相对较低的地区作为新城市的选址了。
希腊伯里克利时代享有“古代世界医学之父”美誉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是首位提出建议在新城邦破土奠基之前，用“肝脏占卜”的方法来评估一个候选地点健康状况的人-当然，这种方式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会把动物带到打算将来在此建造城市的地方放牧。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举办祭祀宰杀动物的仪式，并现场仔细检查那些动物的肝脏。如果肝脏出现病变，他们就会进一步确定这些动物是否感染了某种传染性疾病。一旦推断出该地区的水源或食物负载有某种传染病，他们会立即放弃此地，另觅他处建造城邦。我们不难发现，那个年代的人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对流行病的警惕程度，不亚于对空气、阳光、温度等因素的重视程度。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一座城市绝不是三、四年就能平地而起、建造完成的，而需要一、两个世纪。城市规划，不是什么能快速应对(某种疫情)的设计。
回顾瑞士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在城市规划方面有没有采取过一些有效措施来对抗流行病？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我们的祖先在城市规划方面主要聚焦于建设包括街道、公共交通线路、医疗设施等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一旦城市里暴发疫情，他们会简单地将感染传染病的患者驱逐出城市。这种措施更多地是着眼于短暂地控制传染病传播，而不是通过对城市进行改造来防止或者遏制未来潜在的疫情暴发。如果你根本就不清楚传染病从何而来，你就无法有效作出反应。
不过流行病传播分布图谱在19世纪取得了重大飞跃。1854年，被誉为“流行病学之父”的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通过首次绘制出一份“伦敦霍乱传播追踪溯源地图”，从而确定了疫情的源头。这完全改变了公共卫生以及城市设计看待流行病学的态度，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能够通过对某些公共设施的重新选址或者调整城市基础设施来追踪感染源、预防或控制潜在流行病的蔓延。
也是从那时起，瑞士的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水源和卫生设施的连接-都得到了逐步重建，很多设施或被取代，或完全淘汰。苏黎世市利马特河畔修建于中世纪的Ehgraben(古称为“沟渠”)可以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早在苏黎世正式大规模修建厕所和地下污水排放系统之前，这种狭窄的沟渠多年来就充当着开放式下水道的角色，当地居民毫无顾忌地把厨房和厕所垃圾都直接倒进去，一旦出现传染病，这里就会是传播的重灾区。
武汉作为中国境内新冠疫情暴发的始发地，也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也是该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就是纽约。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人口密度大，是疫情暴发的主导乃至决定性原因？
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人口密度本身不该被谴责，也不该成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核心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去设计和建设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
我们不妨看看纽约。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座内部功能区域彼此隔离的城市：室外绿地极少，却有一座庞大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看起来挺酷的，但从防疫的角度来评判，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的设计。纽约的确需要更多分散性的室外绿色空间。传统的欧洲城市则拥有更多的室外绿地和多座城市公园，这让我们在面对疫情时，天然拥有了相对更强大的“抵抗力”。
但毫无疑问的是，以苏黎世老城区为例，由于该地区居民密度相对较高，目前仍然保留下来的中世纪街道和彼此之间距离极其狭促的老房子，并不利于遏制传染病的传播。
很显然，在当前新冠疫情和城市规划的关系上，城市人口密度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网络游戏《人口密度压力》中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款游戏里，我们设置了不同的人口密度水平、不同的城市建造方式。可以说，这款游戏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目的就是要挑战当前各界对城市密集化的批评。体验过这款游戏你就会明白，即使某座城市人口密集，它也可以为人们创造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保持严格安全社交距离的同时自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根据联合国对“特大城市”(又名“巨型城市”，megacity)的定义，瑞士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特大城市。这是否意味着瑞士各座城市因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较低，所以对新冠疫情的抵抗力天生就强于其他国家呢？
的确，我们瑞士没有特大城市，但整个瑞士可以说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特大城市。
瑞士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高效、铺设密集的全国公共交通网络，所有的城市、乡镇和村庄彼此之间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且全国相当比例的上班族都得依靠公共交通通勤上下班，居民流动性很强，这显然不利于控制新冠病毒的扩散传播。
很多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的城市需要更加区域化、本地化，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墨尔本就提出了“20分钟生活圈”的概念，也就是几乎所有我们需要的设施-购物、教育、娱乐和体育设施、医疗机构，都在距离家20分钟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就能抵达的范围内。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城市小社区，会成为今后预防流行病传播的有效途径吗？
巴黎也在试行“15分钟城市生活圈”。这种想法绝对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概念，不仅在巴黎或墨尔本，即便在瑞士也是热议的话题。
和其他国家相比，瑞士的城市规模较小，所以很多居民实际上已经生活在“15分钟生活圈”里。但在瑞士，我们更多地是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来搭建这种模式，而并非把立足点放在公共健康的角度。换而言之，这种概念并不被我们认为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有效的预防流行病的方法。
正如很多研究人员所预测的那样，新冠病毒可能会永远伴随我们存活下去，不会被彻底消灭，其他的新型流行疾病也会出现。所以我认为，一座成功的未来理想型城市，应该是能够适应各种不同威胁的城市-不仅要适应流行病，还要适应战争、自然灾害、环境危害或其他紧急情况。如果新冠病毒真的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那么我们定居的城市就应该更具有弹性和迅速复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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