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中国已不复存在

1987 年夏天作者与朋友们在北京。 中国驻瑞士使馆提供

那时候我对中国的汉字很着迷，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很想弄明白它们是怎么读的，想知道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回事。于是高中毕业后，我鼓足勇气，到巴塞尔Bohuslav Zborek那儿报名上了第一节汉语课。本以为只要上几节课之后，就完全可以自学了，因为高中毕业后决定要去纽约呆上一年再回来读大学。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学是不可能的，便在纽约找到一位台湾老师继续学习。一年之后我返回瑞士，了解到有汉学这个专业，就在苏黎世大学注册了。

当时苏黎世大学的语言课每周只有五节。尽管我很刻苦地学习词汇，尤其是汉字的繁体字和简体字，还是很快就有了挫败感：如此下去，想学会这门语言，恐怕是遥遥无期啊。

我咨询了高年级的学长之后，提前一年申请了去中国学习语言的奖学金。大学虽然没有强制规定要去中国留学，但实际上这是读汉学专业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时候北京是很多同学都向往的地方，我也如愿以偿。

去北京有利也有弊，对于学习语言自然是有利的。不久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连同它的种种矛盾。如今的北京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它还是那么的亲切，一种中国其它城市不曾给与我的亲切。

柯乐(Brigitte Koller Abdi) 虎年生于巴塞尔。曾在苏黎世和北京等地的大学求学，现为巴塞尔城市以及里斯塔尔地区两所高中的中文教师。 中国驻瑞士使馆提供

拿到了中国授予的奖学金，包括每月180元生活费、12平米大的双人间宿舍和学费，我于1984年9月坐上满载留学生的飞机，毫无准备地来到了北京。我打算就像海绵一样先汲取一切，接受一切，不喜欢的话我就提前离开──我心里明白，这确实是一种优越条件。经过机场到学校那条狭窄而幽暗的乡路，终于来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如今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随即分配了宿舍。第一天晚上我和另外一位瑞士女生睡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外面围着防盗窗，里面每人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搪瓷脸盆儿和热水瓶。我们俩如同被关进了管教所，心里惴惴不安。

后来我们换到了高一点的楼层，慢慢地也适应了，但那种不安的感觉整个留学期间都挥之不去。不过我还是把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了，因为什么都不懂。

起初，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很吸引我，以至于几乎忘了，周围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完全异样的、很陌生的中国人的世界。那个学校不过是一种比较怪异的、由许多留学生和少数中国学生组成的孤立群体。那时候要结交中国人并不容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结束之后，大家对于外国人是既极度好奇，又小心谨慎。中国人并不喜欢到我们的学校，因为他们必须带上证件，又要登记注册──而登记处反过来又会通知他们的工作单位。校园里有几个同学跟我们还是有联系的，除了老师和学院里各门各口的门卫师傅之外，最初也就认识这些人。

中国学生也好，留学生也好，那种时刻被监管的感觉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而且我起初并不知道有监管这回事。尽管阻碍重重，我仍遇见了永远值得珍惜的人，也结识了几位很好的朋友，我们至今还保持联系，对此我非常感恩。

社交方面我是处处露怯。中国朋友对我很宽容，或许只是出于礼貌而不肯说！我们谁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截然不同的周遭。一方面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一无所知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我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的那个笨重的、低效的、不透明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官僚作风。这方面我完全应对不来。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一种多么大的文化冲击！

我们就在那个封闭的外国群体中安置下来。教我们的老师虽说都是科班出身，但其实他们更适合去教语言文学系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教学方法实在太单调了！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去旅游──很多地方是需要通行证；我们相互间发牢骚，指责我们受到的种种约束、指责官僚作风和到处不友好的服务态度，同时我们互相之间交流各种建议， 也逐渐认知着这个充满矛盾的中国当时的那些所谓的“友谊绿洲”是专为我们外国人造作的“净土”（如友谊商店、友谊宾馆），我们愈发赏识这些地方，因为在那里可以单独相处，不受约束，还能时不时地享用一份新鲜的沙拉或是一块美味的奶酪。那些地方的意义在于沟通，经过沟通试着解读当时陌生的周遭。即便如此，待在那些外国人群体里，我从没真正地自在过。

北京的冬天来临的时候，也是许多同学思乡和忧郁的时候。而我自始至终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那么让我兴奋，无论是跟同学之间的交流，还是跟一些中国朋友日渐频繁的交往，而他们往往既想了解西方的一切，也乐意把中国的一切讲给我听。作为外国人和局外人，我们不受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制约，交流的话题很受他们欢迎，所以大家彼此也建立了信任。

我们拥有一种外国人特有的“傻瓜特权”──反正我们从来都不属于他们的圈子，在某些不大跟老外打交道的人眼里，我们显得张扬、另类且难以捉摸。我们不按常理出牌，行事古怪，常常招来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中国的冬天是苍白无色的，大家的外套也都是什么深蓝呀，灰色呀，军绿这样的单一色调。而我们穿的外裤的料子，中国人通常是拿来做内裤的，里外顺序很不得体──不符合内裤颜色花哨、外裤颜色暗淡的穿着习惯。我们被认为是放荡不羁的、过于开放的、浪费且不能吃苦，这些特点恰恰也使同龄（那时我21岁）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些“异类”更加着迷。

那是个精神上令人亢奋的时期，非常有意思。西方的新思想涌入中国，人们热情地汲取和探讨。文革的影响尚未削减，很多人不敢畅所欲言，但私底下并不避讳。这个时期迸发了很多新思想和新理论，人们开始觉醒，变得积极乐观，求知若渴，也开始批判所处的环境──大家想出国，以为国外什么都好。回顾起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和1989年六四运动之前的这几年，中国人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急需补充精神食粮。西方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团体那时首次到访中国，我们留学生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聆听和欣赏所有的讲座、音乐会和演出。我们经常能与这些艺术家见面，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可不是那么好办的事儿。通过中国，通过对这个国家的深入研究，我才了解到很多西方的理论和哲学等知识。

我的中文主要是在周围环境中学到的。一年之后我可以跳级直接读大三，继而为了取得学士学位，我又读了大四。瑞士当时不承认那个学位认证。但是大四那年非常关键：三年级时由于各种原因，比较吃力，而到了大四，我只跟中国人打交道，集中学习中文，阅读大量资料。

1989年我们从远方热切关注着中国发生的时事，为之担忧，为之紧张。那时我已重返苏黎世大学，继续我的专业，修完普通语言学和政治学两门选修课，并取得了瑞士承认的学位。

毕业前我便在“苏黎世业余大学”(Volkshochschule Zürich)教中文──其实不称职，我哪知道怎么教啊，只是能传授些自己在学习中文和汉字方面的经验罢了。当老师，也没有经过认真的生活和职业规划，跟当初去中国一样，算是机缘巧合吧。毕业后，最近逝世的冯铁教授Raoul Findeisen帮助我在巴塞尔的雷恩哈特高中(Gymnasium Leonhard)获得了职位，他当时是那里中文选修课程的创始人，后来他在布拉迪斯拉法和维也纳做教授。从那时起，我一直在雷恩哈特当中文老师，2009年起也任教于利斯塔尔高中（Gymnasium Liestal）。2000年开始，我们跟中国两所学校合作，开展互换交流，这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积极性，使大家在必修课之余主动去选修中文。我们还与历史学家Claudius Sieber在利斯塔尔高中共同开设了一门两学期的“中国历史”选修课──现在已经是第四次开设。

提高中文在高级中学里的地位，使其成为必修课程，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愿望。前几年有人向瑞士高中会考专业委员会做出过相关提议，很遗憾遭到了否决。后来在因特拉肯高中(Gymnasium Interlaken)前任校长Helmut Reichen的倡导下，我们成立了兴趣社团，2015该社团并入了新建的瑞士汉语教学协会(www.asec-sfvc.ch)。我也一向强调：培训懂中文、了解中国的瑞士人才是我们迫切要做的。周边的邻国已经认识到这项使命的必要性，瑞士做什么事都比较缓慢。我们需要更多的懂中文、了解中国的瑞士专家！

我定期去中国，与那边尽可能保持联系，也尽我所能地关注中国的动态。可惜的是，我的中文每况愈下，因为很少有说中文的机会。回想在中国留学的三年时光，我最怀念的一点就是，当时大家都有充分的时间：有时间呆在一起，有时间聊天，有时间做事，一切都比较从容。如今中国人都没有时间了──瑞士也一样，要么甚至更糟！从1984年9月我在北京那个小机场降落一直到今天，中国几乎所有一切都彻底改变了。那时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样也是好的！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