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栏目

跳过导航链接

主要功能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 我的1994

作者与中国学生交流

作者与中国学生交流

(中国驻瑞士使馆提供)

去上海求学的梦想即将成真。

此计划已经推迟了一年,因为我担心自己可能无法独立处理和应对身处中国的困难。我去过很多城市旅游,喜欢中国,1989年,曾在那儿呆过一个月。尽管身边会有一群在瑞士就已熟识的热心朋友帮助我,但想到只身一人去上海求学,我还是心生畏惧,至于原因即使现在我也很难解释。

伍嘉思(Francesca Wölfler)

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十二岁开始自学中文。先是就读于东方大学(IUO),后转学到米兰大学的中东与远东研究所(IsMEO),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一个学期。

回国后,1994至1995年期间成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桥梁”(Il Ponte)。之后一直从事着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相关的工作。如今生活在瑞士卢加诺。

信息框结尾

我刚在米兰大学ViaFestadelPerdono校区的中东和远东研究所完成了学业。虽然研究所位于米兰大学内,但上课却是另外一件事。我和其他同学、老师们一起,在米兰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供我们使用的教室完成课业。这虽然让我们充分认识了这座城市,但我更愿意换一种方式获取知识。

当抵达上海时,我记得,我对所有教职员工(包括大学里的助理和后勤人员)受到的待遇感到着迷。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群体的方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之前我在准备历史考试时也学到过;这是一种经历无数朝代而经久不衰的中国特色,但在中国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还是别有一番意味。

例如,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们决定登记所有住在楼上的外国留学生的自行车,并签发登记和保险证。我至今仍保留着此证,就放在我家略带灰尘的书架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那个难忘的日子里,一千多辆自行车在短短6个多小时内被正式登记、盖章并签发证书。

在那些已经习惯了电脑化管理程序的西方富裕学生眼中,老师们的办事方法似乎早已过时,并成为他们的笑谈。而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的家族过去曾很富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家人生活陷入拮据。家中的财产逐渐被变卖,只为了购买面粉或食用油糊口,而这很可能是在黑市上交易的,我那勇敢的祖母将它们公然放在自行车上驮回家,似乎是在嘲笑占领军和检查站。家庭故事给我潜移默化的教诲:品性和教养体现在良好行为中──不受制于“形式”,更看重事物的“本质”。此教诲让我在中国受益匪浅。

我从早上九点左右老老实实站着排队,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的自行车才登记完成。老师们中途花了一个小时去吃午饭,接着又重回岗位,办公场地挪至户外:从对面办公室借来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使用带一系列旋转数字的印章等金属装置给自行车盖章,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就在惊讶和困惑中度过了意想不到的休息日。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签发的登记牌:放在我工作室的书架上,就像珍贵遗物一样,纪念着祖母的道德教诲以实际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一天,由此而终于获得了证实。

精典特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记录着瑞士人在华留学故事、具有时代烙印、承载着半个世纪瑞中友谊的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是一本反映瑞士留华校友学习、生活的纪实文集。你能够透过这本《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在机场迎接我的是我前夫所在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几位同事。在得知我抵达后,他们奉命来接我,然后负责把我安全送到目的地。真不凑巧,当时正好是星期五的晚上,任何人都没想到,包括我自己,那天真倒霉,因为当我们到达学校时,招生办下班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太不方便了。

我不知道,机场到复旦大学的路本来可以乘坐出租车向司机索要车票,然后到学校报销车费,于是我坐的是一辆私家车;我们六个人与我的行李挤在一起,由于我计划在上海呆上一个春季学期(后来延长至半学年),因此随身携带的行李非常多。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所有人挤成一团。最后,我不得不坐在一位陌生男士的怀中,他也非常尴尬,不断地道歉说应该找辆大车。我未理会他的忧虑,但他在那条确实有点长的路途中一路不停地道歉,而我又一路上对每个“对不起”回了个“没关系”。

我没有机会去欣赏周围的乡村美景,同伴也没有人向我介绍,或许因为在寒冷的一月份,他们宁愿直接回家。除此之外,路上漆黑一片,我已在旅途中奔波了超过26个小时,包括在新加坡的短暂停留;当时我最想做的就是爬上柔软、温暖的大床休息,我天真地以为那张床就在前方等着我。

当我们到达正东路的留学生宿舍门口时,汽车不允许入内,我们必须下车;但是,我对此感激不尽,因为被挤在这些客气的陌生人之间,我感到非常不自在。然而,我记得,同伴们对此禁令极为不满。

当我们下车后,同伴们和固执的“老高”开始了一场我听不懂的方言争吵。经过几分钟争论,期间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最后我被告知,那天晚上,我不能入住普通的宿舍,因为办公室已经下班了。下周一再说。同伴们都不愿意带我去“老高”强烈推荐的宾馆。然而,当时没人征询我也没有聆听我的意见,所以激烈的争论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因为双方吵累了,双方都各让一步,我可以留下来了。

同伴们全部陪在我身边,显然他们对此结果很满意。我们朝院中央走去,经过一个喷泉,来到二号楼。我的房间在地下室,楼梯的照明不好,相当暗。我被带到一扇门前,门两边的红纸都掉了,只剩中间部分,门打开后,里面像一间储藏室,堆满了家具——衣柜、床、蚊帐、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同伴们把我送到房间后,就匆匆离开了;在他们眼中,我就像他们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乍一看,房间似乎并未那么糟糕,只是有点灰尘。最让我头疼的是门上没有锁。这让我觉得很不安全,呆在房间的一段时间我始终未放下行李箱。最后,我精疲力尽,未脱衣服,就躺在床上,将蚊帐盖在身上。窗户的纱窗上有个洞,我将一把椅子放在前面,挡住外面行人的脚步声,这把椅子就成了一个安全毯。

在闭眼睡觉之前,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有只老鼠在门附近走来走去。此时,其他人可能会吓得跳到床上尖叫,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我小时候住的公寓在一楼,前面有个花园;可爱的小老鼠经常在花园里四处觅食。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叔叔手里拿着扫帚,追赶老鼠,而孩子们站在床上,给叔叔指着老鼠跑的方向,疯狂地大喊大叫。那天晚上,也就是我在复旦大学的第一个晚上,我知道,如果从一开始就不理会那只老鼠,它会小心翼翼,不打扰我。我可以安心睡觉,事实确实如此。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感觉很冷,但非常高兴。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一天;是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学习并提高汉语水平的地方。我既不安又兴奋;一想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感到非常激动。

我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及我所拥有的“物品”。我如释重负,那只老鼠已经溜之大吉。我给在瑞士的家人拍了几张照片,他们让我尽可能多发些照片,以更近距离了解我去过的地方。我保留下了这些照片,在IlPonte中国文化中心20周年纪念时又将它们拿了出来。我深情地看着这些照片,回忆着每一个时刻。

然后,我开始正式环顾四周,发现有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的座位坏了,有一张桌子,两张床,每张床都有蚊帐,但没有被子。第一周,我用蚊帐做被子。还有一个衣柜,衣柜门或坏或拆,但我决定不用它了。因为门上没锁,所以我将所有东西整理好,都装在箱子中,不离身边,因为里面都是我精心包装过的、认为在中国居住期间应该会需要的东西,所以显得格外珍贵。

房间内有一扇大窗户,正对房门,几乎占了一面墙。窗户上有纱窗和防盗窗,但并未影响我的心情;事实上,这让我有种安全感。那天早晨,阳光明媚,一缕阳光透过一扇略脏窗玻璃上的小洞照射进来,而这个小洞正是我醒来时感到冷的原因。墙壁周围安装有中央暖气管,墙上有很多大裂缝,上面的墙皮都掉了。

房间外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微弱的光线只有在我敞开门和对面的盥洗室照射进来。第二天晚上,我发现马桶冲水坏了,水流个不停。当晚,我本来已经进入“中国的梦乡”了,却又因被吵醒而怒火中烧。我起身找到不停冲水的马桶,对着马桶水箱狠狠地打了一拳,终于把积累了好几个小时的紧张情绪释放出来了。马桶竟然不再冲水了,这让我惊奇不已。这是我在中国解决的第一个“困难”。我没有看到任何沐浴设施,这可能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中国的淋浴是什么样的,未必这里就真的没有淋浴设施。

我将行李箱放在破椅子上,打开箱子,取出早晨洗漱要用的东西。我拿出特意买的新牙刷,还有一支带包装盒、未开封的牙膏,不假思索地将空包装盒扔进了椅子下的垃圾桶里。正要去浴室时,突然想到那个空盒将来可能还会有用处,于是又停了下来,回到垃圾桶旁,将空盒捡了回来。在这平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弯腰时刻,我才意识到我是来这儿求学的,就在1994年,就在中国的上海复旦大学。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

Neuer Inhalt

Horizontal Line


Instagram

关注我们 Instagram

关注我们
Instagram

subscription form

subscription form

如需通过电子邮箱免费订阅时事通讯(Newsletter),请在下方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 关闭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使用 “扫一扫” 即可将网页分享到我的朋友圈。 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