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并非我的本意”
瑞士医生Erika Preisig是协助自杀组织“生命周期”(lifecircle)的总裁，她一直在帮助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患者实施协助自杀。她还在其他国家不断倡导协助自杀合法化。我们一起来听听她对安乐死的看法。
瑞士资讯 SWI swissinfo.ch：协助自杀在有些国家尚未合法化，为什么您的组织要向这些国家的人提供帮助？
Erika Preisig：因为协助自杀是一项人权。每个人都可以决定他/她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死亡。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人选择赴瑞士进行安乐死，他们往往患有严重的疾病，其实并不适合出行。如果他们能在自己的国家有机会接受协助自杀服务，他们就不必来瑞士了。协助自杀应该在全世界都合法化。
作为一名家庭医生，我为姑息治疗患者提供了长达21年的服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患者能够接受良好的姑息治疗，你有时也会看到人们以可怕的方式死去。
大约15年前，我父亲以协助自杀的方式死去，当时他患有一种不治之症。他坐在我身旁喝了药，把头依偎在我的肩膀上安详地去世。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恐惧。于是我开始思考，姑息治疗难道是唯一的方法吗？如果你在垂暮之年身患重疾，还一定要继续活下去吗？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努力向患者提供姑息治疗和安乐死服务。
人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结婚生子、吃什么和不吃什么，但他们却无法在生命的尽头选择死亡的方式。
与荷兰不同，瑞士不允许医生为患者注射最后的致死剂量。您认为主动安乐死在瑞士也应该合法化吗？
不应该。
为什么不应该呢？
我不想杀死任何人。人们可以说我胆小怕事。但是，应该由患者自己在静脉注射药物，我们只负责保证整个过程安全无痛苦。
有严重运动障碍或瘫痪的患者怎么办？
他们也可以做到。我们有一台小型机器，他们只需用舌头或稍微移动头部就可以打开阀门。我们无法提供协助的唯一情况是病人患有闭锁综合征。但是，如果电脑技术人员能够开发出一种机器，使患者能够用眼睛打开阀门，那么这类患者便也可享受安乐死。
许多精神疾病患者也希望通过协助自杀来结束生命。瑞士法规使他们很难获准进行协助自杀。您认为瑞士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便利吗？
要使这项工作切实可行，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判断患者心智能力的精神科医生。全世界有很多人患有精神疾病，而精神科医生却很少。我们不能接收患有精神疾病的外国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但假如瑞士有足够多的精神科医生……？
Erika Preisig：这种情况下可以。如果精神疾病无法治愈，那么它就和身体患有绝症一样，应该允许协助自杀。例如，某人已经在精神病医院接受了三轮治疗，但仍然患有躁郁症、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并且不想再活下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疾病就等同于一种无法治愈的身体疾病。这个人如果心智健全，那么就和患有身体疾病的人一样，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这是一项人权。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安乐死，但只有少数组织提供这种服务。这是为什么呢？
在每起协助自杀案例发生后，警察和验尸官都会来进行合法性检查。每次被盘问时，医生都会觉得不自在，因此有必要反思这种流程。
瑞士必须做出很多改变。协助自杀应该成为医生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开具抗生素一样。当然，你必须谨慎地开具抗生素，就像做手术要小心一样。你也应该谨慎对待协助自杀。这属于同一类事情。我们不需要很多的组织来提供这种服务。
在姑息治疗中，我会注射吗啡或进行终末镇静。这是医生的本职工作。每个人都很信任我。没有警察介入，也没有所谓的检查。但是，当我向患者提供协助自杀服务时，我必须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还要应付警察检查。
您认为各国不将协助自杀合法化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人们总是说这可能会导致道德滑坡和滥用风险。但这种情况在瑞士从未发生过，在安乐死合法的加拿大也是如此。
宗教是另一个大问题。我们最强大的对手是天主教徒。他们指出，《圣经》不允许人们自杀：上帝给了你生命，只有上帝才能剥夺生命。
我们医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避免患者死亡。但也许上帝希望早点带某个人去天堂。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或痴呆症，因为我们救了他很多次，他不得不以可怕的方式死去。上帝和《圣经》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你认为协助自杀最终会在全世界合法化吗？
思考一下生命的开始和终结。许多国家已将堕胎合法化。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没有患病而又想活下去的人？如果这个未出生的孩子能说话，他肯定会喊：“我想活下去”。
在生命的尽头，如果有人说：“我想死，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有些国家不尊重这种想法。
我认为，最终宣布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国家会和宣布堕胎合法化的国家一样多。在五到十年内，我确信这会发生。
您认为瑞士的制度比荷兰的制度更好吗？
在我看来，瑞士的模式是最佳选择。在这里，患者对自己的生命有最终决定权。
医生不应该决定一个人值不值得活下去。如果医生可以给患者注射致死药物，你如何确定这真的是患者的意愿呢？
一些批评人士警告说，协助自杀合法化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受益。
我们已经被人们指责了很多次，他们说我们提供协助自杀服务只是为了赚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每个协助自杀组织的收入和支出都应该由政府把控。
在瑞士，是否有任何法规要求协助自杀组织公开披露其账目？
没有这类法规。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您的组织在提升运营透明度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Lifecircle是一个基金会。而且我们的账目每年接受两次政府审计。
临终陪伴—这是你的全职工作吗？
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会自杀(笑)。这毕竟不是一份谋生的工作。
所有为Lifecircle工作的人都有他们的正常职业。他们为基金会做兼职工作。我自己的谋生职业是家庭医生。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五年前，我被指控谋杀了一位非常年迈的瑞士女士。她在精神病院住了三个月，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我曾与她的儿子、她所在的养老院的院长和她的护理员交流过，但我却找不到精神科医生来做评估。
当你身处一起谋杀案的庭审现场，而你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正确…. 你不禁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经历这种事？你会想，我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呢(笑)？但有那么多人信任我，需要我的帮助。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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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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