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足也敢走天涯» (三)

三

欧洲的体制与亚洲的完全不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每个香港明星都可以身家千万，欧洲发家的可都是广告公司与经纪人，任何一个模特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雇员。当然其间不是没有特例，可是你以为人人都有机会当克劳缔妞・西弗？而且其中甘苦岂足为外人道？忙的时候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化妆改了又改，八九个发式稀松平常，赶场、赶场，一场接一场，纷乱复杂似战争（蔷薇的战争），化妆师有时不耐烦起来，我的头发大把大把被拽下来，痛得我连妈都不认得。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它带我迅速地熟悉欧洲的社交圈子，洗掉我的土气–对于瑞士人来说，即使你来自八大行星，你还是土包子一个，他们可以公然地瞧你不起。而且，你有没有想过，Any case，它都比一份餐馆工、一份Baby-sitte好千倍不止，先莫说它相对于前者颇丰的收入，除去模特，哪个职业不是要看一社会人的脸色，我长期节食，真真是一点多余的热情与力气也无。

放了工，去樱桃工作的迪厅玩。真是腐败得一塌糊涂的生活，香槟、热舞、恋爱、私欲，世纪末的堕落，那般的纵情享受、那般的声色犬马，因为吃过苦，所以怕吃苦，因为不要去考虑明天的花开花落，因为不知数年后，还是否有机会重复今日的良宵。

模特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知为什么我流年连连不顺，德语区的大学攒足劲似的不动声色，给我消息的全是法语区与意大利语区。你知道，这就意味着我不仅在德国的时间算白过，还得重新学习另一种语言，再补习一年预科――啊，还没进大学门，先浪费时间浪成了老女人。我的内心非常焦虑，可表面上一点声色都没动，多年的漂泊生活，养成我除死无大碍的脾性，况且，真就有刀架在我脖子上又有什么大不了，刀子一抹，我也就去了。

圣诞节前夕，我应Hotel Zurich的亚餐厅经理之邀弹琴，那时我在苏黎士这弹丸之城已小有名气，走在酒吧街或是河畔，都会有极之年轻的小男孩惊艳地吹口哨。我不知道妈妈是否希望我干脆嫁在欧洲，那四套款式各异、颜色夸张的旗袍，唬得我！可真正恐吓老外还得靠它们，这就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乡下点没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我最夸张一条是旗袍连身裙，朱红色，边边角角都缀着亮片与金珠，知道的人是我来演出，不知道的以为什么《上海滩旧事》里逃戏的演员。

那次弹些什么大抵忘记，人年纪越大越懒得精刮，反正我翻来覆去就是几首“看家曲”：《渔舟唱晚》开场，《高山流水》压轴，中间或者是《寒鸦戏水》，或者是《蕉盲夜雨》，了不起一首《春江花月夜》。台下观众雷然鼓掌，我做谦逊状，然后或是被什么“音乐爱好者”请在一旁小谈几句，或者向经理结帐，我就该打道回府。但是那天，那天，有一点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家庭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也不是，欧洲来大型Hotel用餐的大都是家庭，我想更确切的理由应该是这样：每当一个人面对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总会有一点超常的预感。我也是，我很喜欢那家人中的妈妈，她长得有点想席琳・迪昂，很有涵养的微笑，她的女儿高兴地喊：“我见过你，在杂志上……”

我们一起喝了咖啡，临走那家的父亲递了名片给我，长得像席琳・迪昂的母亲幽默地开玩笑，“圣诞节许的愿总会实现的，而且，圣诞老人偏爱美丽乖巧的小女孩子……”–那父亲是一间私立大学的校长。是这样，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欧美国家质量好、名声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校。这间学校更是收费不菲，有“贵族学校”之称。可当时我的盘算是这样的：Any case，它在德语区，我可以省去语言、预科两年的时间，而且它的名头大，我毕业后谁敢小瞧“名校毕业生”；虽然它学费贵了一点，但是我手上的积蓄加父母的援助，第一年勉强可以对付过去，第二年我勤奋打工，第三年我转美国……有点如意算盘是不是？可无论如何，请你记住一个真理，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你就得往好处想，给自己施加压力是于事无补的。

经过校长的通融，我插班上课。前台秘书是个丰肥如老鹰一般的美国女人，有了舅妈那一个“榜样”，我对身材丰肥的老女人素无好感–真不明白我小小年纪，心中怕触及的东西竟这么多–磨人的，一向是生活！我来太晚，学生公寓都已住满。只得Hotel Bellevue五层一间客房，我起初还担心价格贵，谁知竟比普通Apartment还便宜。后来我才得知，因为酒店的前任女主人在五层的一个房间里自杀，所以五楼罕有人愿意住。

我搬行李过去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的黄昏，房间略显一点暗，有一种近乎于忧怆的静谧，墙纸是种特别的紫灰色，房里已先住了个直发直裙的女孩Lily，我们一直是Roommate，我十七岁那年她自杀，用一小刃刀片，我在睡觉，下午的阳光淡淡照在我的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轻拂我的长发，我以为是风，或是白云飘过的微影，因为很舒服，所以又沉沉睡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伫立在我床边的，一定是她的灵魂，她最后望了我一眼，就拍拍翅膀，向天际飞去了……她的发散落在面颊上，幽怨而平静，鲜血滴在墨绿的地毯上，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深紫色……我踉踉跄跄地跌出去！

我自小便是个早慧儿，妈妈告诉我我说话很早，很少有咬音不清楚的现象，而且对于大人未教过的新鲜事物，总能自己发明一个名字。记得有一次她抱我去父亲所在的军区，路过那里的菜园时，我突然指着一头刚刚跑出来的小猪喊：‘呶呶呶呶”（那时我还不会走路），后来稍大些，有人告诉我那叫猪，我也固执地喊它“猪呶呶”。从市区到军区要take很长一段火车，妈妈会拿出一本厚厚的唐诗教我念，聊以打发寂寞的旅途，但令她惊异的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已可以无误地背出她只念了一遍的诗文。

即令是这样，第一年的课程还是让我差一点喘不上气来。首先，我的课程德文、英语授课都有，而且除去作文课老师Ms．Virregre（我们校长夫人）与计算机教授Mr．Larson是纯正的美国人以外，其他的教授都有或多或少的地方口音。记得上第一节课时，老师在上面用Swiss German欢欣鼓舞地说了半天，我只零零星星听懂几个单词，再看看周围外国同学的神态，不是呆若木鸡，就是表错情地傻笑，于是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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