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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也敢走天涯» (三)

欧洲的体制与亚洲的完全不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每个香港明星都可以身家千万,欧洲发家的可都是广告公司与经纪人,任何一个模特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雇员。当然其间不是没有特例,可是你以为人人都有机会当克劳缔妞・西弗?而且其中甘苦岂足为外人道?忙的时候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化妆改了又改,八九个发式稀松平常,赶场、赶场,一场接一场,纷乱复杂似战争(蔷薇的战争),化妆师有时不耐烦起来,我的头发大把大把被拽下来,痛得我连妈都不认得。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它带我迅速地熟悉欧洲的社交圈子,洗掉我的土气--对于瑞士人来说,即使你来自八大行星,你还是土包子一个,他们可以公然地瞧你不起。而且,你有没有想过,Any case,它都比一份餐馆工、一份Baby-sitte好千倍不止,先莫说它相对于前者颇丰的收入,除去模特,哪个职业不是要看一社会人的脸色,我长期节食,真真是一点多余的热情与力气也无。

放了工,去樱桃工作的迪厅玩。真是腐败得一塌糊涂的生活,香槟、热舞、恋爱、私欲,世纪末的堕落,那般的纵情享受、那般的声色犬马,因为吃过苦,所以怕吃苦,因为不要去考虑明天的花开花落,因为不知数年后,还是否有机会重复今日的良宵。

模特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知为什么我流年连连不顺,德语区的大学攒足劲似的不动声色,给我消息的全是法语区与意大利语区。你知道,这就意味着我不仅在德国的时间算白过,还得重新学习另一种语言,再补习一年预科――啊,还没进大学门,先浪费时间浪成了老女人。我的内心非常焦虑,可表面上一点声色都没动,多年的漂泊生活,养成我除死无大碍的脾性,况且,真就有刀架在我脖子上又有什么大不了,刀子一抹,我也就去了。

圣诞节前夕,我应Hotel Zurich的亚餐厅经理之邀弹琴,那时我在苏黎士这弹丸之城已小有名气,走在酒吧街或是河畔,都会有极之年轻的小男孩惊艳地吹口哨。我不知道妈妈是否希望我干脆嫁在欧洲,那四套款式各异、颜色夸张的旗袍,唬得我!可真正恐吓老外还得靠它们,这就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乡下点没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我最夸张一条是旗袍连身裙,朱红色,边边角角都缀着亮片与金珠,知道的人是我来演出,不知道的以为什么《上海滩旧事》里逃戏的演员。

那次弹些什么大抵忘记,人年纪越大越懒得精刮,反正我翻来覆去就是几首“看家曲”:《渔舟唱晚》开场,《高山流水》压轴,中间或者是《寒鸦戏水》,或者是《蕉盲夜雨》,了不起一首《春江花月夜》。台下观众雷然鼓掌,我做谦逊状,然后或是被什么“音乐爱好者”请在一旁小谈几句,或者向经理结帐,我就该打道回府。但是那天,那天,有一点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家庭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也不是,欧洲来大型Hotel用餐的大都是家庭,我想更确切的理由应该是这样:每当一个人面对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总会有一点超常的预感。我也是,我很喜欢那家人中的妈妈,她长得有点想席琳・迪昂,很有涵养的微笑,她的女儿高兴地喊:“我见过你,在杂志上……”

我们一起喝了咖啡,临走那家的父亲递了名片给我,长得像席琳・迪昂的母亲幽默地开玩笑,“圣诞节许的愿总会实现的,而且,圣诞老人偏爱美丽乖巧的小女孩子……”--那父亲是一间私立大学的校长。是这样,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欧美国家质量好、名声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校。这间学校更是收费不菲,有“贵族学校”之称。可当时我的盘算是这样的:Any case,它在德语区,我可以省去语言、预科两年的时间,而且它的名头大,我毕业后谁敢小瞧“名校毕业生”;虽然它学费贵了一点,但是我手上的积蓄加父母的援助,第一年勉强可以对付过去,第二年我勤奋打工,第三年我转美国……有点如意算盘是不是?可无论如何,请你记住一个真理,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你就得往好处想,给自己施加压力是于事无补的。

经过校长的通融,我插班上课。前台秘书是个丰肥如老鹰一般的美国女人,有了舅妈那一个“榜样”,我对身材丰肥的老女人素无好感--真不明白我小小年纪,心中怕触及的东西竟这么多--磨人的,一向是生活!我来太晚,学生公寓都已住满。只得Hotel Bellevue五层一间客房,我起初还担心价格贵,谁知竟比普通Apartment还便宜。后来我才得知,因为酒店的前任女主人在五层的一个房间里自杀,所以五楼罕有人愿意住。

我搬行李过去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的黄昏,房间略显一点暗,有一种近乎于忧怆的静谧,墙纸是种特别的紫灰色,房里已先住了个直发直裙的女孩Lily,我们一直是Roommate,我十七岁那年她自杀,用一小刃刀片,我在睡觉,下午的阳光淡淡照在我的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轻拂我的长发,我以为是风,或是白云飘过的微影,因为很舒服,所以又沉沉睡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伫立在我床边的,一定是她的灵魂,她最后望了我一眼,就拍拍翅膀,向天际飞去了……她的发散落在面颊上,幽怨而平静,鲜血滴在墨绿的地毯上,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深紫色……我踉踉跄跄地跌出去!

我自小便是个早慧儿,妈妈告诉我我说话很早,很少有咬音不清楚的现象,而且对于大人未教过的新鲜事物,总能自己发明一个名字。记得有一次她抱我去父亲所在的军区,路过那里的菜园时,我突然指着一头刚刚跑出来的小猪喊:‘呶呶呶呶”(那时我还不会走路),后来稍大些,有人告诉我那叫猪,我也固执地喊它“猪呶呶”。从市区到军区要take很长一段火车,妈妈会拿出一本厚厚的唐诗教我念,聊以打发寂寞的旅途,但令她惊异的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已可以无误地背出她只念了一遍的诗文。

即令是这样,第一年的课程还是让我差一点喘不上气来。首先,我的课程德文、英语授课都有,而且除去作文课老师Ms.Virregre(我们校长夫人)与计算机教授Mr.Larson是纯正的美国人以外,其他的教授都有或多或少的地方口音。记得上第一节课时,老师在上面用Swiss German欢欣鼓舞地说了半天,我只零零星星听懂几个单词,再看看周围外国同学的神态,不是呆若木鸡,就是表错情地傻笑,于是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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