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病會意外促成瑞士“零工經濟”崛起嗎？
零工經濟，曾因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迎來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如今受新冠疫情影響，各國經濟與就業市場再次遭受重創。後疫情時代，當許多國家對零工經濟寄予厚望的同時，瑞士能以更開放的姿態接納這種新型用工模式嗎？面對就業困境或個人財務壓力的打工者，能否最終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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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民宿短租、外賣送餐、網路預訂家政清潔……無需被企業僱傭，只需通過網路和APP，就能承接短期或單次工作-這種以“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和自由度”為座右銘的新型工作方式，近年來風靡歐美亞各國。
然而，當“零工經濟”在美國、英國、中國、巴西等地盛行的同時，瑞士民眾卻反應冷淡。
從業者少，收入慘淡
瑞士聯邦統計局(Bundesamt für Statistik)首次針對以網路平台為媒介提供服務或銷售商品、並獲得相應報酬的零工經濟從業者進行了調查(德)外部链接。結果令人沮喪：不僅網路平台服務從業者寥寥無幾，而且收入慘淡。
回溯2019年，僅有0.4%的瑞士居民表示曾在此前12個月內透過網路平台，從事過商品銷售、房屋出租、送餐、網約出租車等工作。
在中國、印度、美國外部链接等地，相當比例的勞動適齡人口，已將從各類網路平台獲得的短期兼職工作作為個人主要收入來源，這意味著，通過網路科技和App滿足消費者的“即時”商品或服務需求，已成為他們賴以謀生的主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瑞士絕大多數網路平台服務從業者的稅前年收入還不到1000瑞郎；整體來看，通過網路平台打零工的瑞士居民人均年收入為5849瑞郎，算下來每個月僅有487瑞郎-顯然，單靠這筆收入，在以生活成本高昂著稱的瑞士根本無法糊口。
“瑞士太富裕了，單靠打零工很難維持生計”
瑞士智庫GDI研究所(Gottlieb Duttweiler Institute) 專注於研究社會和經濟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的研究員Karin Frick對此並不感到驚訝。 “瑞士太有錢、太富裕了。但凡就業市場上有足夠多的相對高薪的工作，像Uber這樣的公司就很難在這裡立足，”她在接受新聞網站Watson採訪時(德)外部链接解釋道。
在許多國家，打零工者大多屬於社會弱勢群體、邊緣人士或朝不保夕族，瑞士人在經濟上卻有足夠的自信，不需要非得通過打零工獲得的額外收入來構建安全保障。 “經濟壓力，往往是人們樂意把自家房屋或車輛的使用權出租出去的第一推動力，” Frick說，但在瑞士，這種壓力實在太小了。
調查結果也佐證了她的說法：在所有通過網路平台參與零工經濟的瑞士居民裡，只有1.2%是因為找不到一份穩定工作，才選擇投身零工。
蘇黎世公共事務研究機構(ZIPAR)主席Marko Kovic外部链接則認為，並非瑞士人對打零工不感興趣，而是“和美國、中國等相比，瑞士的零工經濟才剛剛進入蹣跚學步期，”從業者尚未形成規模，“國內的網路平台數量很少，也還沒有真正站穩腳跟，所以目前想要在瑞士單靠打零工恐怕很難維持生計，”他告訴瑞士資訊。
疫情成為瑞士特定零工經濟領域的催化劑
雖然瑞士尚處於零工經濟的起步階段，但就全球範圍而言，它並不是一個全新概念。
“零工經濟”一詞於2008年重創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開始盛行。彼時，各國大量失業者需要一份臨時性工作，以有償方式把個人閒置的人力或物質資源分享給有需要的人；很多公司為了減省人力成本，轉而更多地聘用臨時僱員或兼職人員，因此，Airbub、Uber等匹配臨時服務需求的網路平台相繼成立，該行業迎來高速發展。
如今，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危機波及全球，瑞士也未能倖免，國內就業市場、公司或居民個人財務狀況遭受不同程度的衝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零工經濟借助危機進入“發展快車道”的場景，能否在瑞士重演？
瑞士為遏制疫情蔓延採取的種種封鎖措施，迫使部分曾經活躍於零工經濟中的自由職業者-比如網約車司機、網約家政工或自由攝影師-工作機會大幅縮減，暫時進入“冬眠期” 。但減少社交接觸的防疫措施，卻意外地給某些特定零工經濟領域帶來了巨大收益。
“自3月中旬以來， Uber Eats在瑞士的業務拓展非常積極。短短數月，我們的服務覆蓋網點已在原有的10個城市的基礎上，新增了琉森(4月)、聖加侖( 5月)、納沙泰爾(5月)、溫特圖爾(6月)，未來幾個月還計劃繼續擴張。”據提供外賣送餐快遞服務的網路在線平台-Uber Eats瑞士分公司公關負責人Luisa Elster向瑞士資訊介紹，在1月至6月期間，僅在蘇黎世市，其合作夥伴餐廳數量增加了一倍，送餐區域範圍擴大了五倍。
後疫情時代，瑞士零工經濟能走多遠？
Kovic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瑞士會湧現出更多的對接匹配供需網路平台和App，零工經濟也將獲得更豐沃的成長土壤，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經此一“疫”，越來越多的瑞士公司被迫打破根深蒂固的傳統工作模式，接受遠程辦公、靈活工作制的現實。因此，公司對知識經濟領域的“白領”零工-比如從事諮詢、創意設計等高度依賴遠程辦公、無人場景交易與服務的短期兼職工作者-的接納程度，較疫情前有所提高。
至於在服務產業領域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零工，從業者也有可能會越來越龐大。因為部分居民或許會在疫情消退後考慮打零工賺錢，以應對疫情后潛在的失業危機，規避單一全職工作帶來的不確定性。
“我認為這種趨勢會在瑞士持續下去-畢竟，(選擇零工僱傭模式的)公司能從中獲益，” Kovic表示。
零工經濟，能否實現多方共贏？
儘管如此，在Kovic看來，雖然瑞士各種疫情封鎖措施給包括送餐服務在內的零工經濟領域帶來了巨大受益，並且讓消費者得以“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但細究之下，卻是以犧牲打零工者的勞工權益為代價所換取的。
研究零工經濟現象的美國社會學家Alexandrea Ravenelle曾在其著作《奔忙於零工》(Hustle and Gig)中描述道：“零工置身於永無止境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狀態中。”而此次疫情，致使瑞士零工群體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不安全感得以突顯。 “接不到訂單的Uber網約車司機，收入幾乎等於零。而且按照慣例，他們還無權領取失業救濟金等等諸如此類的社會福利，” Kovic介紹道。
Elster強調指出，Uber和UberEats瑞士分公司在疫情封鎖期間為所有司機和送餐員提供了所需的口罩等防護設備，並早在2018年就開始向所有在意外事故和疾病中面臨收入損失的“獨立合作夥伴”提供一筆補償金。
但在Kovic看來，問題的癥結在於要解決零工不穩定的工作處境。
“零工經濟是一種所有利益攸關者共贏的局面嗎？不，近年來的現實表明，它有重重弊端，” Kovic介紹，和其他國家一樣，瑞士零工普遍在享受零工經濟帶來的安排自由、時間靈活等優點的同時，也面臨著勞動保障缺失問題。
Kovic在一篇文章外部链接中寫道： “在瑞士，Uber打出的廣告是：做自己的’老闆’、成為能’自由且靈活’地安排個人日程’的’獨立合夥人和司機’。聽上去頗有吸引力，但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去審視一下公關策略背後的情況，你就會發現：發光的並不一定都是金子。”
Kovic 表示，打工者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在勞動法框架下的身份和定位，然而，絕大多數零工平台並不把零工視為員工，而是當成了自行承擔風險的“個體戶”，零工往往需要為自己的各種社會保險負責。但很多從業者會疏於準備養老退休金，或者發生意外事故時會面臨的收入損失，因此沒有因為這份工作得到足夠的安全保障。 “他們得一直抱著希望：別發生什麼不好的情況，別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別有汽車故障，別生病-如果發生什麼事，他們就得完全孤軍奮戰。”
“這說明，瑞士需要策略性的監管。但這必須由政策來提供。” Kovic指出，美國近期零工經濟的發展值得瑞士借鑒。加州於6月初裁定外部链接，與Uber和Lyft等平台簽約的網約車司機，享有的權益等同於“僱員”。 “我認為，瑞士可以從中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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