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對工資的保護能否成為歐盟的榜樣
瑞士必須重新梳理自己與歐洲的關係。通過對瑞士工資保護制度的回顧，人們不難發現：工資保護是工會，乃至歐洲工會的角力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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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與歐盟的對話暫時陷入停滯。伯恩已將與歐盟有關的檔案“收入了抽屜”，直至10月底議會選舉之前都不會打開。
但外交部長伊尼亞齊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計劃於11月說服瑞士政府重啟與布魯塞爾的談判。
所有人都要工資保護
目前，在瑞士民眾中，左翼與右翼關注點的存在明顯斷層。激起瑞士國內反對的主要是歐盟提出的2項條件。右翼不希望歐洲法院成為瑞士與歐盟之間最終規定的裁決機關，他們將此政策簡稱為“外國法官”(此稱謂源自瑞士憲法史：1291年聯邦成立憲章中指出，瑞士“老三州”發誓不承認任何”非同胞”的法官)。大多數黨派也不希望如此。
左翼則不希望看到來自歐盟的勞動力在瑞士廉價工作。他們一直在捍衛瑞士的工資保護制度，該制度已實施了20多年，並得到了其他各黨派的支持。
瑞士的工資保護制度是一塊硬骨頭，瑞士的態度是不容談判、不可動搖，因為整個國家已就該制度達成共識。
其實有必要重新審視這項布魯塞爾在談判中總想廢除的制度，因為歐盟還沒有意識到：瑞士工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它自己。
為歐洲工會而戰
站在守護工資保護制度最前線的瑞士工會聯合會，也是在為歐洲的工會而戰。事實上在工資保護制度上平衡了各方利益的瑞士真的堪稱典範，甚至是先鋒。歐洲工會也樂於如此。他們希望把瑞士模式推廣到全歐洲，所以從戰略上來講，瑞士的堅持很重要。
瑞士工會聯合會的總秘書Luca Cirigliano在某研討會上說：“我們的歐洲夥伴、歐洲工會聯合會懇請我們：絕不要妥協、要拒絕！因為我們在歐盟也需要更多的協同措施。如果你們放棄了，那麼將來我們要在歐盟實施協同措施的計劃也會受到波及。”
問題出在更高處
SGB的發言人Urban Hodel向瑞士資訊swissinfo.ch補充說到：“歐盟委員會總是站在市場的角度持懷疑態度，所以我們要團結全歐洲的工會組織，讓歐洲的內部市場朝對勞工有利的方向發展。”
都柏林大學歐洲勞動關係專業的教授Roland Erne證實說：“這看起來似乎是瑞士與歐盟的矛盾，實際上卻是勞資矛盾，這顯然是跨國家的。”
簡單解釋一下。
瑞士與歐盟曾就雙邊關係的框架協議展開過7年談判，後者於2021年中斷，此後10輪探索性談判、30多次對話，最後的成果卻接近於零。然後那些引領方向的人說：這絕非瑞士的問題。
他們說：這不是兩個國家的衝突，而是資方與勞方的矛盾。
多麼令人吃驚！然而熟悉工會的人卻會告訴你：這沒什麼讓人驚訝的，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左翼早就跨越了國界，“國際間的團結協作”正是其傳統。
以歐洲問題作為契機
Rebekka Wyler是瑞士社會民主黨的副秘書長，早在10年前她就在其博士論文中寫到：“近期瑞士工會的國際行動越來越多”，在隨後十年間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Wyler說，瑞士的左翼、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派還從未這麼國際化過。
其名為《瑞士工會與歐洲》的博士論文厚達364頁，其中的許多內容如今看來都是對近10年瑞士對歐政策的戰略性預言。 Wyler堅信，“在歐洲推行瑞士政策對工會來說是一個契機”，早在21世紀初就該認識到這點，並有效地用起來。
歷史成就
具體來說就是：瑞士與歐盟在1999年(雙邊關係I)和2004年(雙邊關係II)就雙邊協議展開討論，這才給了瑞士工會機會，並讓它通過長時間的努力，把全面的工資保護制度在“實際權力的鬥爭”中得以通過，Wyler說。
當時右翼將此稱之為“敲詐”。瑞士為了結束與歐盟的談判需要左派的支持，所以：“工會尋得’可乘之機’提出了相關要求，否則這些永遠都不會得到大多數的支持。”該社會民主黨的女領導寫道。
所以20年前就誕生了瑞士的工資保護制度，這是瑞士工會一直在努力呵護的巨大成就。
瑞士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與鄰國的工資差距非常大，專家甚至將其稱之為“工資鴻溝”：瑞士的淨平均工資約為每人每月6000瑞郎左右；而德國為3300瑞郎、奧地利2700瑞郎、法國2600瑞郎、義大利1700瑞郎。雖然差距很大，但所有這些國家都屬於同一個歐洲的內部市場。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個義大利的粉刷公司可以用瑞士1/3的價格承包工程-就義大利的情況而言-還能賺很多錢。而如果讓瑞士的粉刷公司將工資調低，那麼它會面臨很大壓力。
這叫作“工資傾銷”。
既遭人厭惡也不公正，因為瑞士的粉刷公司承擔著瑞士的許多基本花銷，而義大利的公司卻無此負擔。面對“工資傾銷”，無論是企業還是員工都會受到同等傷害。
所以在這一核心問題上企業與勞工代表的態度一致。就這樣，作為政治對手的兩方-出於不同原因-令人驚訝地達成了利益共識：公平的價格和工資。
民主的助攻
除此之外，瑞士的直接民主也是一大助力。因為各方都可以用公投來“威脅”，所以議會經常要作出更大讓步。這就讓瑞士的工資保護制度猶如一顆被精心打磨的鑽石，在實踐中幾乎無需修改。
事實上像瑞士這樣的工資保護制度不會誕生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其他國家，因為瑞士還有一獨特之處，就是工會在聯邦政治中擁有非同尋常的影響力。 “與其他國家不同，在瑞士的議會中有許多前任或在職的工會秘書。”在都柏林進行國際工會研究的瑞士教授Roland Erne說。
與此同時歐盟也在進步，它不再是那個工會成員Luca Cirigliano在不久前抱怨的“把職工視作商品的新自由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歐盟”。
歐盟的革命
曾多年在歐洲工會聯合會EGB擔任理事的瑞士工會會員Andreas Rieger甚至將此稱之為“社會轉折”。 Rieger講到，歐盟在2019年時嚴化了自己的派遣規章制度。 2022年開始有了最低工資標準。 “這不亞於政權更迭，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位前歐洲工會聯合會的幹部說。在歐盟的新規定中還出現了違約處罰，這可是瑞士的創新。
促使歐盟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便是英國脫歐。英國也有工資鴻溝，但並未採取協同措施。這引發了民眾惱怒、抵制的情緒，並最終導致脫歐。歐盟必須意識到，如果缺乏工資保護，那麼一個支付大額會費的成員國可能就會脫離聯盟。
對於在布魯塞爾負責對接瑞士工作的馬羅什·塞夫喬維奇(Maros Sefcovic)來說，2022年的“最低工資標準”打開了新的大門。 2023年春當他訪問瑞士時向當地工會提出了“不下調條款”(Nicht-Regressionsklausel)：布魯塞爾保證，瑞士不必下調其高水準的工資保障水平，即使歐盟出現這一趨勢。
然而這只是在布魯塞爾負責瑞士問題的歐盟官員的口頭承諾，幾乎已被遺忘。塞夫喬維奇的話僅出現在一份協議草案中，這是瑞士目前要面對的棘手問題。
歐盟目前也感受到了來自自家工會的壓力。他們想借鑒瑞士模式的精粹，例如讓工會與企業一起共同制定規範，並共同監督；或者將私法中的普通勞動協議變為普遍的準則，而非國家法律。還有讓涉足跨國派遣勞工業務的公司繳納押金，以起到震懾作用，並減輕刑事追訴的困難。
他們要借鑒的正是瑞士已實施的措施。
如果他們能成功，那麼就不再是歐盟戰勝了瑞士的工資保護制度，而是正相反。
(譯自德語：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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