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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夏天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书中插图
当年的海报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书中插图

初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便是在深圳,我从香港徒步过来。在体会了融合中英特色、喧嚣熙攘的城市后,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国家公园,那里绿树成荫,树木林立,我看到许多人穿着制服,仿佛他们是护林员似的。

戴蕙兰(Marielle de Dardel)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书中插图

戴蕙兰(Marielle de Dardel)

生于1959年。弗里堡大学国际办公室主任。曾于1980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其丈夫戴尚贤,现为瑞士驻华大使。

在旅居中国的日子里,让我们最为惊讶的是我们两年来学习普通话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们甚至交到了中国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进行简单的交谈。那一次同车的主要是本地中年人,他们对我们一切的事都充满了好奇,这成就了我记忆中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交谈。众所周知,瑞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仅仅三个半月就承认其合法地位,这些正面的情感转化成了中国人对我母国了解的渴望。因此,我们几乎刚到中国就结识了新朋友,这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真让人享受。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跟瓦莱睿说,“这一路的景观和体验, 让我回想起意大利的旅途。这里连绵不断的稻田让我感觉我置身都灵,辈分间如此亲密的关系和他们嘈杂的谈笑声也让我的思绪回到了意大利。”

当时我的手提箱里装满了送给一个九岁女孩的礼物,她是我在巴黎一位中国教授的女儿。教授身处巴黎,两年都无法见到孩子,想念之情可想而知。那个年代既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互联网,只能通过社区的传呼电话才能联系上教授的妻子,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可幸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联系上了她,而且和她们母女俩的聚会总是在美丽的北京公园里野餐, 这使我得以以一个非局外人的视觉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常,以更开放的视角去了解这座温暖的城市。

那个年代街上唯一的色彩是七色彩虹般的旗帜,彩旗在空中自在飘扬,与长安街上的红花相映生辉。骑着车一路前往到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再到繁忙的王府井,感觉真是奇妙极了! 地图上看起来很近的距离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每次骑车要穿过繁忙的街道,我都感到压力重重。为了不在晚饭时候迟到, 我们甚至在下午五点就出发!满街的自行车很是壮观,交警像钟表指针一样指挥交通,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我意识到我不能一味地将这里经历的一切与我熟悉的文化进行对比。未来的几个星期,我要尽量理解和适应新环境,新规则。这些想法的转变让我发现了更多有趣和美好的细节。我爱上了晨光熹微时中式建筑轮廓映出的神奇景象,尤其是颐和园的日出更是独有一番韵味!还有人们在上班路上都爱吃上一口现炸的早点, 那味道和景象别有生趣!那些画面,那些炸物的香气,那些丰富的情感,直到如今仍深深地存记在我的脑海里。漫步公园时鸟儿的歌唱,适应新生活环境后的轻松,与人沟通所获得的快乐,新的口味,新的菜肴,人们健康的观念以及公园里大伙儿打太极拳的场景,至今都让我无法忘怀。

一些词汇和它们的概念对我来说被赋予上了新的含义,比如空间和大空间;或者从火车总站所见到的行色匆匆的人流或长龙所产生对拥挤的概念;还有像微笑这样再普通不过的词, 当我们和路人眼神交汇的瞬间,连眼眸里的微笑都富含意味。当然还有一些已知的概念,也被赋予上一种全新的意义和深度:比如团结、友谊、分享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层面来诠释我所珍视的一些价值观,使我感到从未如此沉醉在如此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里。我有对渴望新知和领悟的强烈好奇心和无穷渴望,那些所有提出的不管是有解答还是未解答的问题,都对我的思维方式和理解力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想, 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代学生,不论我们来自何方。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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