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簡直是場災難！”

曾經染病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作家Jonas Lüscher Thomas Egli / lunax

作家Jonas Lüscher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患上重病，昏迷了整7週。在採訪中這位43歲的作家表達了對輕視疫情和陰謀論者的憤怒之情。他說：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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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scher先生，您曾感染過新冠病毒，那時病情如何？

挺嚴重的。 3月15日我臨時替班參加了慕尼黑的社區選舉工作，幫助組織投票和清點選票。就這樣我被感染了，開始有咳嗽、高燒這些眾所周知的症狀。核酸檢測呈陽性後，我被送往醫院，醫生診斷為肺部感染，之後病情很快惡化。我被麻醉並接上氧氣，之後昏迷了7週。我總共在重症監護室待了9週，還有3週在康復病房。我的肺功能至今受限，長時間陷入昏迷也給我帶來了常見的並發症，不過我很幸運，沒有什麼認知上的損傷。

在經歷了這些之後，您如何評判這場公共討論呢？

直至今日免疫學家還公開宣稱，新冠病毒對低於45歲的健康人來說並無危險，客氣點兒說，我認為相當古怪。就算沒被感染，這也讓我生氣。更令我氣憤的是，這樣的輕描淡寫否定了我的病史。我不屬於高危人群，健康、沒有既往病史，還不到45歲。宣揚這種論斷純粹是為了偷懶：如果病毒只傳染給老人和病人，那把他們封閉起來就好。但這首先是錯誤的，不僅僅我的病例可以證明；其次也不人道；第三它還是無效的，瑞典就是前車之鑑。至於那些宣揚陰謀論的人，完完全全是場災難。

作為一種人畜共通的傳染病，是新冠肺炎本身特別糟糕，還是它折射出了我們的社會現實特別糟糕？

這至少是一次機會，讓我們利用毫無爭議的危機問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疫情就像放大鏡，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社會問題。我們應當自問，我們的經濟秩序如此脆弱，要靠不斷地增長和消費才得以維持，面對疫情，它的價值在哪裡？我們還應該自問，我們與動物的關係，是不是要從根本上轉變？面對巨額援助，我們應該討論，誰的負擔最重，誰最容易受到傷害，以及如何合理分攤這些負擔。公平分配問題再次成為了主角。

社會上真的會討論這些問題嗎？

令人吃驚的是，不會。其實很明顯，在這種非比尋常、如此緊張的局勢面前，Hoffmann、Oeri、Brenninkmeijer和Blocher這些億萬富翁家族應當做出犧牲。但不會有人發起這樣的討論。所有人都希望能很快回到疫情暴發前的生活當中。當然，這有可能，3、4年後當我們平靜地回首2020年時，疫情不過是段遙遠的可怕記憶，就像如今我們很難想起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樣。但也很有可能，我們再難回到原來的正常生活，而只能作出妥協。

再分配對您來說似乎是新冠危機中最緊要的事宜，這有點讓人費解。

很容易理解啊。一場新冠危機把我們社會的不公平現反映得清清楚楚。那些住在蘇黎世山上漂亮別墅裡的，有花園和游泳池，他們當然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新冠危機當作是一次“減速”的機會，練練瑜伽、鞏固鞏固法語…但有兩個小兒子的單親家庭，住在狹窄的出租屋裡，他們所經歷的就完全不同了。新冠危機讓他們的生活更困苦。是的，我們還是要把錢分配得更合理。

為什麼沒人有這樣的意識呢？

因為近30年來，我們將新自由主義思想內化了。我們缺少建構一個更好世界的想像力。所以我們依然不會想到，護士的工資應該比現在多，工作條件應該比現在好。雖然她們的重要性、她們的系統地位，最近幾個月已展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缺少建構一個更好世界的想像力”。

您是社會民主黨人，您的個人經歷和這場新冠導致的社會危機讓您變得更加堅定？

是的，這場危機證明，我們需要一個有行動力的政府。看看美國吧，在這場危機中全面潰敗：虛弱的社會福利體系、糟糕的衛生系統、垮掉的基礎設施，還有關鍵位置上不稱職的領導人。

不僅僅是川普，還有波索納洛和鮑里斯·強生，他們的名聲也不怎麼樣。新冠危機會結束那些民粹主義外行政治家的時代嗎？

當然，危機暴露出許多問題。川普還有其他同類型的領導者們，根本沒有掌握行政​​上的入門知識，更是對危機管理一竅不通。然而問題是，他的選民是否對這些感興趣，現實是否會打擊那些狂熱的追隨者。就川普來說，其實一場錯誤百出的採訪，就足以讓選民放棄對他的支持。至於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他確確實實感染了新冠，但病情較輕，卻成功帶偏了所有人，讓那句“不過是場小感冒”變得更加可信。

但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真是受了不少苦。

我曾經讀到，新冠肺炎改變了他，讓他想得更多。這一方面令人欣喜；另一方面，一個政治家只有自己遇到了麻煩，才會對同類問題敏感，總不能指望次次如此吧。這也證明，這樣的人缺乏共情的能力。如果一個首相要先染上新冠病毒，才意識到問題所在，那也是他的失職。

您在新書裡談到：我們的社會低估了“論述”的力量，它過於看重量化的方法，將統計數據神化…但新冠疫情駁斥了您的觀點：我們的數學必須足夠好，才能理解落差值、概率這些概念。

表面看似乎是這樣。是的，在這場危機中我們需要科學式的精準，流行病學也大體是個統計類的學科。但還有個問題就是：我們蒐集這麼多數據幹嘛？我們必須用數據來說明什麼，純數據什麼都代表不了。我們需要以數據為依據的論述，既有描述感，又要言之有物。柏林的病毒學家Christian Drosten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科學論述者。他的播客裡也無外乎是數據，但Drosten用淺顯的語言，謹慎而又細緻地講了出來。擁有這樣的科學家，德國何其幸運。與此相反，那些最愚蠢的新冠病毒講解者，他們深受陰謀論的影響，只是在拼命否認。

“當然，危機暴露出許多問題。川普還有其他同類型的領導者們，根本沒有掌握行政​​上的入門知識。”

第一波新冠疫情來臨時，還流傳著世界末日式的說法。 Lukas Bärfuss(瑞士作家)預言說，瑞士可能會比意大利還糟。

嘲笑那些“製造恐慌的人”總是很容易。 Christian Drosten(德國病毒學家)說得好：“搞預防的人永遠不會獲得榮譽”。確實如此：只要發出警報，就會採取措施，事情就會變得沒有預告那麼糟糕，那些人就變成了“製造恐慌”；如果沒有發出警告，沒有採取措施，事態可能就會變得很嚴重，那麼同一夥兒批評家又會譴責他們毫無作為。設想一下：假如巴塞爾狂歡節如期舉行，我們的疫情可能就會變得和意大利北部一樣嚴重。

您相信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那會不會馬上有一本以新冠疫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出版，讓我們大開眼界呢？

如果媒體宣稱很快要有一本大型的新冠疫情小說問世，那麼您大可持懷疑態度。因為大部分情況下這樣的書都會是名過其實。要想寫盡新冠病毒這樣的題材，不是一本小說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系列藝術化的論述，通過電影、歌曲等等，這些作品的產生都需要時間，此後才能讓我們深入地、多面地去理解新冠病毒這一主題。其實像“新冠”、“病毒”這類概念，都無需刻意提及；我們要展現的，是它們對人類大主題“愛”或“家庭”所產生的影響。同樣，提到反映2008年金融危機的優秀作品，我們會想起Rainald Goetz或John Lanchester的文字，他們只是含蓄地展現了危機。

“經歷了新冠疫情之後，我的寫作肯定會發生一些變化。”

您在您的書《野蠻人的春天》和《力量》中也寫到了金融危機，或者說是危機四伏的新自由主義。對您來說新冠病毒是一個有意思的文學題材嗎？

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是的，但我不會寫得病的個人經歷，至少不會發表。但在經歷了新冠疫情之後，我的寫作肯定會發生一些變化，對所有嚴肅作家來說，都該如此吧。

新冠疫情對藝術產業也造成了衝擊：音樂會、大型朗誦會幾乎都不能舉辦了，許多公司瀕臨破產。現在的文化界是不是遭受了重創？

確實處於緊要關頭。因為許多企業消失了，就不會重頭再來。特別對享受津貼的小公司來說，真的很難。在文化產品的許多領域，其實都是以自我剝削為基礎的，如露天戲劇、爵士樂、舞蹈，還有文學。藝術家們勉強糊口，大部分作家都不能靠賣書生活。而他們賴以生存的朗誦會，全部取消了。特別是那些要在封鎖期內出版的書籍，處境非常糟糕。因為有人耗費5年時間寫本小說，最後出書卻成為泡影。

對新入行的人來說，新冠危機是機會嗎？電子搖滾樂的DJ(唱片騎師)Westbam曾表示，如果能斬斷文化企業原有的關係網，似乎也不賴。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很“矽谷”，也很像“disruptive talk”(破壞性談話)。當然在一個僵化的體系下，行動起來的可能總是同一批人。但往往是這批“老人”，用經年累月的付出和努力構建出了一個美好而有意義的網絡。如果這樣的網絡被摧毀，那麼新的網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被織起來。

那麼信誓旦旦提到的書籍復興呢？

哈哈，說的可能有點兒多。封鎖期間書店也關門了，所以談不上什麼發展。可能有的人會從書架上拿本書看看，有這個可能。但那些疫情前都不看書的人，更不會在疫情期間打開書本了。

您將懷著怎樣一種心情走入秋季和冬季呢？

帶著深深的憂慮。如果再次陷入封鎖，我們必然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社會上的：單親家庭會變得越來越孤獨；住房太小的家庭，矛盾會頻頻爆發；充滿暴力的伴侶關係，失業率上升…

那麼您自己呢？

不幸中的萬幸，我倖免於難。醫生說，近期我有抗病毒的免疫力。我的生活還是比較優越的，房子寬敞，伴侶關係和諧，有一個小小的經濟後盾。相比較來說我過得不錯。

原文發表於2020年8月8日《每日導報》(德)外部链接，本編輯部已獲授權翻譯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