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的英雄-“瑞士的宇航员”
他们是瑞士的英雄，1956年，这些登山家成功地征服了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显示出战后“瑞士制造”的科技实力；他们也是世界的英雄，这是继1953年之后，人类第二次征服珠峰，第一次征服比珠峰环境更险恶的世界第四峰“洛子峰”。
1956年5月，瑞士绳队伙伴Ernst Schmied、Jürg Marmet和Dölf Reist、Hansruedi von Gunten分别登上8848米高的珠峰，成为继1953年Edmund Hillary和夏尔巴人Tenzing之后，第二、第三对攀上世界最高峰的人。
而就在几天前，他们已经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Fritz Luchsinger和Ernst Reiss首次登上了珠峰旁边8516米高的洛子峰(Lho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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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珠峰和最矮的登顶者
“瑞士人两次登上珠峰，还征服了洛子峰”，《纽约时报》头版这样写道，“洛子峰甚至比珠峰更难爬，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瑞士在喜马拉雅的胜利，”《瑞士画报》报这样欢呼，这些英雄不仅在稀薄的空气中登顶，还带回了可以连载几周的图片报道。
摹本，原版照片、电影、声音音响，工具，这些记载两次伟大登山行动的史料，都出现在伯尔尼瑞士阿尔卑斯博物馆举办的《来自喜马拉雅的报道。媒体时代的登山运动》展览(英)外部链接中，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7月26日。
“我们站在了珠穆朗玛峰上！”
“展览揭示了自19世纪初以来登山者的经历，展示了登山事业历史纵向的发展。如今登山家们更商业化了，高度融入到了品牌产品系列里。我们想更深入地展示出登山事业的发展，”阿尔卑斯博物馆馆长Beat Hächler说。
他认为，登珠峰探险是“一种殖民和民族主义的遗留。那些登山者被认为是‘瑞士的宇航员’，在瑞士内部唤起了‘我们’这种民族主义精神”。
Patricia Purtschert(英)外部链接对此也比较认同，“这让人产生了一种感觉，‘我们成就了一番很特别的伟业’”，这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文化学家、登山爱好者说，她用“去殖民化”的角度分析瑞士的登山探险活动。
那时距离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10年，但人们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Purtschert说：“在Annelies Sutter-Lohner逝世前，我曾采访过她。她是少数几个参与过瑞士喜马拉雅登山探险的女性，在1947和1949年。她谈到，那时人们在战后真的非常渴望这种‘突破’。但欧洲尚躺在瓦砾和废墟之上，那些有趣的探险故事只能发生在另一个遥远、狂野还带点‘神圣’的世界里”。
堡垒的隐喻
但Purtschert认为，那些自喜马拉雅凯旋而归的瑞士英雄们，他们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家乡人民对冒险的渴望。“他们用一种近乎天才的形式扭转了瑞士的形象。之前是那个在二战期间与世隔绝，因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合作紧密而备受国际诟病的瑞士；之后是一个开放的、急于提升、改善自己国际声誉的瑞士”。
“在亚洲充满异国风情、不为人知的地方探险，与几个传统的登山大国展开竞赛，看谁最先登上世界的最高屋脊，这些都是让国内的人非常感兴趣的”。
向现代化转变
瑞士也把登珠峰探险当作了一次在冰天雪地的山上所展开的实验。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无人区，瑞士可以检验自己的科技发展，把这当作一个向全球展示的窗口，而很快，这些科技也确实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攀登珠峰“伟大的先锋之举”
年轻的日内瓦人Jean-Jacques Asper首次穿越昆布冰瀑，这是一次伟大的先锋之举，自1968年起生活在瑞士的高海拔登山家、医生Oswald Oelz说。
“在珠穆朗玛东南山脊，瑞士人在2个地方犯了错误：首先，他们不知道，对高海拔攀登运动员来说，补充水分有多么重要；其次，他们不该听从苏黎世教授的意见，启用了一种氧气机。这种氧气机只能在静止的时候，也就是或坐或站时供氧，攀登时无效。因为他错误地以为，人的身体可以储存氧气”。
和瑞士探险队同时向珠峰发起登顶“攻势”的是英国人，1952年在Cho Oyu的探险记录中这样写道：“英国医生Griffith Pugh对水的供给量、氧气机的流量，进行了准确测量。这些在生理学上奠定的基础为英国人1953年能够顺利地首次登顶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英国人来说，如果瑞士人1952年登顶成功了，那么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在伦敦的阿尔卑斯俱乐部和国家地理学会，人们听到喜马拉雅的消息都非常紧张”。
氧气设备、帐篷、绳索、绝缘服装、专业鞋具、手表，以及广播的利用：瑞士探险队展示着登山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Purtschert说：“广告媒体专家推波助澜，将新出炉的登山家‘装扮’成宇航员，以展示并强调科技的进步。1960年，Max Eiselin更进一步，他在第一次登上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号称白色魔鬼)时，甚至启用了皮拉图斯小型运输机，这为攀登喜马拉雅山又增添了新的元素”。
其实也正是因为科技，导致了1952年瑞士登山队的失败，也同时证明了那时瑞士氧气设备的不适用。(详情见右)
瑞士在喜马拉雅的登山行为，既让它保留了古老的与世隔绝的堡垒思维，又让它接受了新鲜事物，与世界保持着必要的开放的联系，这一切又进行得自然而然，Purtschert总结说道。
不要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如今在登山运动中已不多见。
“瑞士阿尔卑斯研究基金会(SSAF，对探险行为进行组织、资助和市场化的机构)认为，瑞士的十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有些像红十字，代表着一种国际协作，”Purtschert说。
在殖民主义结束印度独立、尼泊尔开放之后，更是要强调这种国际化精神。“瑞士也意识到了当时那种去殖民化的思潮，所以必须改变态度”。选择尼泊尔作为瑞士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首个重点对象，不得不说颇具深意。
然而登山运动还是体现了它固有的价值观，例如在男女角色扮演中，Purtschert批评道：“总是女人们在机场挥手送别，而男人们则飞往世界各地”。
展览
瑞士的阿尔卑斯博物馆在伯尔尼举办了《来自喜马拉雅的报道。媒体时代的登山运动》(Himalaya Report. Bergsteigen im Medienzeitalter 1902 – 2015)展览，展期至2015年7月26日。
时间跨度自纳沙泰尔攀登喜马拉雅群山的先锋Jules Jacot Guillarmod在K2(乔戈里峰)山上首次拍摄的照片始，直至Günter Oskar Dyhrenfurth 于1934年拍摄的首部登山故事片，该片由瑞士登山者于海拔7000米的加舒尔布鲁木I峰(Gasherbrum I)拍摄，再到如今的极限登山运动员Ueli Steck或Stephan Siegrist所展示的多媒体作品。
展览的重点不仅在于难以数计的与喜马拉雅攀登有关的相片、影片及录音资料，还有与Aleister Crawley、Günter Oskar Dyhrenfurth、Jules Jacot Guillarmod、Gerlinde Kaltenbrunner、Reinhold Messner、Stefan Siegrist和Ueli Steck有关的资料。
博物馆为该展览开设了博客(德)外部链接。
2014年10月24日，阿尔卑斯博物馆将接受Erhard Loretan的遗物捐赠。Erhard Loretan于2011年在Grünhorn不幸遇难，其兄弟Daniel Loretan将把其录音资料捐赠给博物馆。弗里堡人Erhard Loretan是攀登过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第三人。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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