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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发光的钟表背后的女人

Frau bemalt eine Uhr
SSPL / Daily Herald Archive

近些年有不少人在研究钟表工业中放射性物质的使用,但对于每日接触这些危险物质的劳动者,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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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儿看,”一名监工对今天第一次上工的年轻女性说。她打开一个装有含镭发光涂料的小瓶子,然后用细细的毛刷蘸取少量的绿色,又在双唇之间抿了一下,才把笔尖落到表盘上画起了数字。“挺简单的吧?一块表一分钱,做得最好的每天能画200块,”她对这位新来的人说到。这是2018年出品的电影《镭射女孩》(Radium Girls)中的一幕,该影片描述的是20年代新泽西的场景。

剧本取材于“镭射女孩”的真实历史,她们是一群在钟表厂用含镭的发光涂料为表盘镀漆的豆蔻少女。

镭射避孕套

20世纪初,镭不仅因为具有发光属性而在钟表业大放异彩,它还被当作是万能灵药。

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是最早提取出放射性物质的科学家之一。
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是最早提取出放射性物质的科学家之一。 Pictorial Press Ltd / Alamy Stock Photo

自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之后,这种放射性元素就受到了世人的追捧。镭被添加到餐具、衣物和避孕套等日常用品中推向了市场,甚至还进入到化妆品和食物中。人们相信这种半衰期达1600年的铀的裂变物具有治疗及康复的作用。

20世纪初,人们并不知道放射性射线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致命。美国的镭射女孩用她们的健康(很多人患癌)让人们意识到镭的危害。

作为制表王国瑞士在上个世纪初也有自己的“镭射女孩”。钟表业对汝拉山谷来说非常重要,那里的人们从1907年开始就用含镭的荧光剂涂抹表盘上的数字和指针,为了让它们在暗夜也能闪闪发光-然而针对这种物质危险性的研究要很晚才开始。

历史学家Lukas Emmenegger接受联邦卫生部的委托对瑞士含镭荧光涂料的使用展开了研究,其结果显示:虽然有些企业拥有小型的作坊和工场,劳工可以在里面镀镭,但大部分涂抹表盘的工作还是在家里完成的。事实上镀镭是一项几乎只有女性才做的工作。

带有发光表盘及指针的钟表广告
带有发光表盘及指针的钟表广告 Monnier & Fils

同其他劳动相比,点涂荧光剂被认为是一项简单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女工们在家就可以完成。

瑞士到底有多少人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接触了镭并因此而生病、丧命,没有人知道。联邦劳工部和瑞士意外事故保险局(SUVA)早在1920年代就知道了那些美国镭射女孩的命运。

因为瑞士并未发现类似病例,人们无法把病因直接归为辐射的影响,所以瑞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1963年瑞士才颁布了《防辐射保护条例》。

瑞士的觉醒

瑞士对于镭射女孩的研究比较少,其中一篇不那么独立的研究是手外科医生Isabelle Poulenas于197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Poulenas对镀镭女工的手进行了长期研究,“大部分女病人来自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 )和勒洛克(Le Locle),”(瑞士的钟表产地,译者注)这位如今81岁的洛桑女医生说。

这种镭颜料让工厂主也觉得毛骨悚然(1942年)
这种镭颜料让工厂主也觉得毛骨悚然(1942年) Monnier & Fils

Poulenas接诊的所有女患者都曾因工作而长期(多年、上千个钟头)暴露于镭辐射中。针对这些病例的描述以及术前和术后的照片,既为医疗史提供了资料来源,也得以让我们窥探50、60年代女性居家劳动者的生活及工作条件。

中指癌

“S. Emma女士,48岁,在家工作15年。基本上每周工作70个小时,为了让表盘上的数字和指针发光而镀镭,” Poulenas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写到。即使作为同时代的人,她也认为Emma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Emma S.详细地向医生介绍了她的工作:如何操作、如何洗掉手上剩余的镭染料。数年后她发现自己的中指变红了,于是去看皮肤科医生。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医生竟然让她接受放射疗法。当Emma S.找到Poulenas及其团队时,她的中指已经没了:因为活体检验证明,她患有癌症而不得不截断手指。

而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放射性皮炎”对她的皮肤造成了损害,她不得不多次接受“剥离”外加“腹部植皮” 的手术,Poulenas这样解释外科的治疗程序。

女工们被癌症吞噬的手
女工们被癌症吞噬的手 Isabelle Poulenas

不仅仅是Poulenas的女患者Emma S.,她的2个儿子即便在她停止与镭相关的工作后出生,也依然在他们身上检测出了过量的辐射。也就是说,镀镭的工作不仅会影响女工本人的健康,也可能伤及家人,Ferdinand Haas在接受《比尔周报》(Biel Bienne)的采访时表示。这位退休员工回忆起50年代时她的母亲如何在客厅里将镭颜料涂在欧米伽的表盘上。

他和他的朋友有时也将剩下的镭颜料涂在指甲上,“整晚都会闪闪发光”,Haas向《周报》讲到。至于该物质的危险性,他们全家对此一无所知,他的朋友和他的父亲一样,均死于癌症。

人们同样不知道的,是当镭射女孩们得知,那些疾病与伤害竟然是因为她们在工作中接触过镭时,会作何感想?愤怒吗,如果是,那么怒火朝向谁?是她们的上司还是政府当局,让她们遭此大罪。

“镭射女孩”Grace Fryer:她因放射性损伤而于1927年将雇主告上了法庭。
“镭射女孩”Grace Fryer:她因放射性损伤而于1927年将雇主告上了法庭。 National Archives

已退休多年的外科医生Poulenas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镭射女孩受了很多苦:“这样的伤口是很痛很痛的,”她解释说:“您可以设想一下,一道很严重的晒伤,它经年累月不停歇地疼,会是什么感觉”。会怨恨自己的上司吗?“有些人是很生气的。但那时人们对领导还有着普遍的尊重,”Poulenas说。

被扭曲的公正

无论她们愤怒与否,可以肯定的是,瑞士的镭射女孩既未组织起来、也没有将她们的雇主和政府告上法庭。美国的镭射女孩可绝非如此。Grace Fryer(也就是电影原型)及同事联合状告其雇主美国镭业公司的案件曾轰动一时,并于1928年取得庭外和解。

案情及相关人员获得了媒体的极大关注。然而争取到和解与获得补偿的喜悦被现实冲淡了:

早在诉讼之初,Fryer的多名共同原告就已卧床不起。美国到底有多少女孩是因为镭辐射而死,已无从知晓。

(译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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