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儿童，罪孽终身
鉴于受性侵儿童遭受的痛苦会伴随终生，瑞士的新法律规定，受害人起诉将不再有时限约束，他们可以随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新法于今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
在瑞士，尽管受到政法机构的反对，对不满12岁儿童进行性侵或者色情犯罪的诉讼，均不再受时效的限制。而修改前的法律规定，一旦年满25岁，受害人就丧失了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机会。
修订法案的出台归功于受害儿童家长组织掀起的一项立法提案，但这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打击恋童癖犯罪组织“白色的游行”(Marche Blanche)递交了收集到的众多签名，才迫使政府于2008年11月进行了一次全民公投，52%的选民对所提出的宪法修订案投了赞同票。
在瑞士，另外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犯罪是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指控谋杀罪行的时间限制是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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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设立
在瑞士国民院人民党议员、2008年该立法提案委员会成员Oskar Freysinger看来，对于儿童性侵行为设立法律例外的作法是正当的。
“我个人认为，对儿童性侵犯是一种违背人性的犯罪行为，也是最令人不齿的罪行，因为儿童没有自卫能力。” Freysinger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我站在受害者角度来看，如果可以帮助他们心理康复，他们应该有权看到罪犯被绳之以法，即使是在30年以后。”
对该项改革持反对意见的人却辩称，取消诉讼时效限制是不恰当的作法，未必会使更多性侵者落入法网，相反，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将诉讼时效的期限延至受害者成年(18岁)后15年。
但是，正如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一样，在遭受性侵几十年后，尤其是在一个惯犯被绳之以法时，受害者仍可以站出来指证犯罪人。
在瑞士，最恶劣的性侵丑闻于2011年被曝光，一名护工涉嫌对福利院里120多个智障儿童与成人实施性侵犯，该护工将只对于其所犯罪行的1/4案例被提起公诉。
错误的信号？
就是否法律修改会导致更多的定罪，法律专家们提出了质疑。苏黎世检察官Markus Oertle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取消诉讼时效限制为受害者传递了错误信息。
“这对受害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可以不用急于起诉，但是为了能够胜诉，犯罪与诉讼的时间差应该缩到最小，这点非常重要。”他说。
诉讼时效限制的背后是有逻辑可循的，他补充说，“只有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检举，诉讼时效才有意义，因为距离案发时间越久远，胜诉的机率也就越小。”
然而，Oertle并不认为，2013年的司法系统将因此而新案倍增，“修订法案的影响，需要过一段时间后才会看到效果，因为2008年11月以前的案例不具有追溯效力，之前超过诉讼时效限制的犯罪行为也将无法追究犯罪人的法律责任。”
据估计，在瑞士，有1/4的女性、1/10的男性在童年时期都有过受到性侵犯的经历。
其中包括一次性事件以及非接触性犯罪，如暴露癖(也称露阴癖或露体癖)。
2/3的受害者是女童，1/3是男童。
涉案最多的受害人群体在7至12岁之间。
有些儿童对暴露癖性暴力只有过一次经历，其他一些儿童却多次受到性侵犯，有时长达数年。
(资料来源：瑞士儿童保护协会)
过去与现在
这意味着，很多过去在教会以及公立福利机构里发生的性侵，其受害人们已无法要求诉讼赔偿。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段瑞士社会史上的黑暗时期，但许多受害者现在才浮出水面。
卢塞恩州和天主教会在对1930-1970年间15所社会福利院儿童最近所作的一次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被采访者都证实曾受过性暴力，这些受害者将永远没有机会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近些年来，网上儿童色情图像的增多扩大了性侵罪行的新范围。由该立法提案活动者们提出的论据之一就是：以多年后发现的图片或者是视频为证据，原告应该有权起诉犯罪人。
联邦宪法新条款第123b条规定，对青春期前儿童性侵或者是色情犯罪的诉讼期限予以取消，判决自2008年11月30日公投之日开始生效。
追加条款使得修订法律成为必要，因为修订案着眼于定义“青春期前儿童”以及“性或者色情犯罪行为”，目的是保证司法安全或者是对法律的统一适用。
据新条款定义，青春期前儿童是指年龄不满12岁的儿童。
(资料来源：瑞士联邦司法部)
无期徒刑
根据联邦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11年，由于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瑞士共有1403人受到指控。据估计，实际的未知虐童发案率要远远高出该数字。
瑞士作家Iris Galey于1981年发表了《爸爸去世时，我哭不出来》(I couldn’t cry when Daddy died)一书，该书被译成8种文字。书中她讲述了自己受到性虐待的经历。 她公开支持该立法提案，因为在她看来，该倡议会让人更加关注受害儿童。
“许多罪犯可以轻易逃脱法网，受害人却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受到性侵的经历会毁了那些受害儿童，尤其会毁了他们和他人的关系。”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在Galey举报被性侵事件两天后，她的父亲就饮弹自尽了，当时她才9岁。她的母亲不相信这个事实，这也导致了Galey家庭的支离破碎。
“14岁时，我象一个做了丑事的人一样被送走了，从此我就再也没能重塑自我。1951年时，那个办案的女警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没有人曾和我谈起这起乱伦案、或者是父亲的自杀，我永远摆脱不了这件事带给我的阴影。”
为原告敞开大门不是为了让他们进行报复，在Galey看来，“这是关于公正以及对于受害人的信任，也是让犯罪者在离开人世前，可以正视事实。”
在对于诉讼时效期限进行公投的筹备期间，当时的司法部长艾维琳·威德默-施伦普夫(Eveline Widmer-Schlumpf)曾经警告说，法律上所做的变动也可能会事与愿违，如果诉讼失败的话，会对受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公投后第二天，日内瓦报纸《时报》(Le Temps)发表了题为“受害者的胜利”的头条新闻。今年起，该法的最终生效，而法律体系也要将该条款付诸实践。
(译自英文：薛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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