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放弃人权问题双边对话
瑞士本周宣布将终止就人权问题与某些国家的双边对话政策，这是瑞士外交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变。
该政策被视为在外交部长米什琳·卡尔弥-瑞(Micheline Calmy-Rey)领导下的瑞士人权政策的基石。它见证了瑞士与伊朗、中国和越南等国开展有组织、但孤立的人权对话的努力。
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双边对话“对个别国家内部规范性标准的改变过于针锋相对”，而有限的对话标准却又未能将特殊关系及对话国不断的发展考虑进来。
“此外，该模式还冒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即被当作扶植人权的孤立工具，”外交部表示。
外交部称，结束使用双边对话旨在强化瑞士的人权政策，将人权问题多样化，以使其结合进瑞士外交政策的“各个领域”。
这一决定被议会批评人士斥为默认了该政策在提倡人权上无所建树。
但其他评论人士则赞扬了放弃双边对话机制的决定，认为这会巩固瑞士的人权努力，因为它使外交人员在与其它国家进行各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斡旋时，有了提出人权问题的更大余地。
成功有限
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委员多丽丝·菲亚拉(Doris Fiala)透露，该部对直接对话政策的分析“令人沮丧”。
她指出，决定反映出的事实是，这一政策对中国和伊朗这类国家毫无影响。
“有时甚至发生我们在对话中被人奚落的情况。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作为中右翼自由民主党成员的菲亚拉向ATS通讯社抱怨道。
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隶属右翼瑞士人民党的克利斯多夫·莫格利(Christoph Mörgeli)对ATS表示，外交部把这一变化描述为对人权政策的强化，实际是用“漂亮的字眼掩盖彻底的失败”。
但非政府组织“日内瓦支持人权”(Geneva for Human Rights)的主席阿德里安-克劳德·佐勒(Adrien-Claude Zoller)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瑞士此前的努力涉及一项“非常特定形势”的计划，而该变化就是要巩固这些努力。
“我认为这并非失败，而是恰恰相反，”佐勒指出：“举个例子来说，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与中国之间有这些问题。大家都和中国谈，可中国就不想谈。”
巩固强化
佐勒提到，将提倡人权纳入所有外交政策领域，这正是计划的“第二阶段”，该计划见证了瑞士在过去10年中增加在人权领域的提案数量。
“瑞士围绕某些坚定信念，很好地组织了这一计划。(外交部)拥有些擅长在某些特定国家推行人类安全的外交官，”他赞许道。
“到目前为止(就人权方面)所做的一切已相当不错，如果还要把它纳入全局性外交事务政策，包括经济政策，那可就非常有意思了。”
退休瑞士外交官弗朗索瓦·诺德曼(François Nordmann)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透露，某些问题，例如合作伙伴的选择、不定期的会议安排，以及与欧盟的“竞争”，都已迫使政府改变人权政策的方针。
“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把人权当成外交事务政策的一种绝对优先考虑对象，现在我想他们已意识到，人权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诺德曼表示：“这是调整人权努力的方向。”
多边主义
放弃双边对话的决定将允许瑞士加强在某些组织-如人权理事会(HRC)-内部的多边方式，以及与欧盟的合作，诺德曼指出。
“这里牵涉到巩固所做的努力、与重量级的欧盟合作，以及建立伙伴关系，”他解释说：“我们需要专注于加强在人权理事会内部的多边协作。”
在佐勒看来，瑞士国家虽小，却积极参与并采取“勇敢的决定”，这给人权理事会带来正面影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瑞士也推动了对效率与透明度的改善，并获数个国家采纳。
“瑞士的问题在于，它从全局上做了什么，”佐勒分析说。
在谈到瑞士外交对人权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时，他列举了两点：瑞士带头冻结独裁者资产，并通过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在突尼斯设立办公室。
“瑞士率先在突尼斯开展合作，在那里我们已看到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在(外交政策决定中)读到的，在突尼斯已经看到，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举措。”
外交部于2009年12月声明，人权对话是“相对较新”的外交机制，其目的是为实施人权政策。
这种对话是与其它国家官方议定的会谈，涉及对人权项目的支持。
会谈目标包括在中长期内改善人权状况、促成政治犯的释放，以及促进与联合国的合作。
对话主题涉及废除死刑、杜绝刑讯、刑事诉讼与刑罚制度，及保护少数族裔与信仰自由。
瑞士已同中国、越南、伊朗、俄罗斯和古巴展开此类会谈。
2005年，瑞士驻雅加达大使馆与印尼正式开展人权对话，讨论对如何改善对该国人口弱势群体的保护，如妇女、少数宗教信众和移民劳动力。
(译自英文：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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