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镜头解放的科索沃同性恋者
在科索沃，同性恋者常常被迫躲躲藏藏。他们也很难在瑞士的阿尔巴尼亚侨民中生存。来自科索沃的瑞士摄影师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想给他们一些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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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众中从未有过同性恋。”一位来自科索沃的伊玛目如是说。他公开自称仇视同性恋。但这些话却被电子音乐的节奏所模糊。普里什蒂纳(Pristina)的非异性恋者社区伴着这音乐，终于可以避开公众视线，在秘密场所表达自己的情感。
科索沃裔瑞士摄影师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计划用照片和视频，反映性取向少数群体在科索沃不可能自由生活的事实。虽然这个国家的首都现在有了同性恋游行，一些人对性取向多样化持开放态度，但文化的束缚依然很严重。
《“做一个人！”》系列作品帮助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在日内瓦获得了人权摄影奖，但这些照片也讲述了他本人的故事。在洛桑艺术学院(ECAL)学习摄影时，面对自己出柜的复杂性，这位年轻人去见那些试图摆脱思想束缚，从而过上同性恋生活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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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人！”
出于安全原因，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不得不通过灯光技巧和舞台布置来隐藏他大多数作品主角的身份。“如果他们的家人发现他们是同性恋，有的人可能会被赶出去。”他说，在科索沃的一个朋友在街上被警察袭击，袭击者却不会受到惩罚。帮助性取向少数群体的机构尚不存在。摄影师说，贫穷和猖獗的腐败不利于少数群体的生存。“当我与科索沃的人权活动家交谈时，他们告诉我，在与非异性恋者人打交道之前，他们还有更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即使在瑞士的侨民聚居区，传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这位24岁的摄影师说：“尽管在瑞士有更多自由，但大多数阿尔巴尼亚同性恋者依然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讲述了一个朋友的极端例子，他父母在发现他伴侣的照片后将他送回科索沃，希望伊玛目能够“治愈他的同性恋倾向。”
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曾有机会离开家乡伯尔尼州的比尔市(Biel/Bienne)去求学，因而有机会质疑自己的性取向。“如果我没有离开，我就不会有空间去体验同性恋，”他说。
“我在哪儿都没有家的感觉”
这位年轻人不惧怕为规划自己的道路、摆脱陈词滥调和反对歧视而奋斗。他九十年代出生于比尔市，父母是逃离科索沃的政治难民，他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界上成长，经历了自我塑造的艰难过程：“如果我们很好地融入当地，有时别人也会使我们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小时候别人都向他喊：“阿尔巴尼亚人很暴力”，或者“你有一个扁平的脑袋。”
这是一些令人伤痛难愈的话：“我拒绝了自己的融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做瑞士人的感觉。”即便返回祖国，他也不是科索沃人：“在那里，我们被称为Schatzis（德语‘亲爱的’）。” 对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道难解的方程式：“我在哪儿都没有家的感觉。”
“我不能再做自己讨厌的事了”
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小时候已经喜欢上用家里的摄影机捕捉两个世界间的童年。他回忆说：“我什么都拍，并花数小时在计算机上进行编辑。”高中时，受一位摄影师堂兄的启发，他买了一台相机并学会了独立使用，甚至是秘密使用，从未上过任何他认为不重要的课程。老师们是在他拍摄了一些同胞的面孔、成功地完成一件成熟的摄影作品时，才发现他的热情所在。
然而他明白，人不是靠热情生活，人们通过学习建立更美好的未来。于是他就注册了洛桑联邦技术学院(EPFL)。“一天后，我意识到我无法继续强迫自己做自己讨厌的事情。”皮埃尔·卡斯特里奥·贾沙里转向洛桑艺术学院的摄影培训，这对他周围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在我们家，工作必须有成效。我的父母不希望我继续走他们不了解的这条路。但我没有给他们选择的余地。”
“我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入作品中”
摄影成为他“表现人性”的语言。皮埃尔·卡斯特里特·贾沙里将第一件成规模的作品贡献给“正在吞噬他”的性取向问题。他承认：“我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入作品中。”从此，他的镜头只对准来自比尔市周边的伯尔尼汝拉地区各种血统的年轻人。这套作品赢得了伯尔尼汝拉州摄影调查奖。
该奖项使他能够近距离观察这个农村地区的社会构成。伯尔尼汝拉地区让他想起儿时和家人一起拜访朋友的情景。他说：“典型的瑞士乡村氛围与这些非常传统的阿尔巴尼亚家庭之间的对比常常让我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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