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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有間諜嗎?有,而且很多 – 揭秘瑞士情報局

瑞士情報局被認為是一個帶有“知識份子氣質”的小規模情報機構。它讓人們津津樂道的並非鐵血行動,而是難堪糗事。下面,小編將通過10個問答帶您一窺瑞士情報局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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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且很多。瑞士一直是間諜活動猖獗之地。二戰時,納粹和盟軍的間諜都活躍在伯恩。冷戰時期,有不少東歐國家的間諜在瑞士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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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作為諸多國際組織的駐地,瑞士對各國間諜來說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情報專家Clement Guitton(德)外部链接認為,究竟有多少外國間諜在瑞士活動還是個未知數。 “甚至沒人知道瑞士情報局到底掌握多少資料,因為瑞士對反間諜的態度始終比較矛盾。”

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是瑞士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可以同維也納、紐約媲美的供外交斡旋的談判場所。 “政府當然希望,各國來客可以在瑞士享受到賓至如歸的感覺。可是,間諜不僅損害東道主的名譽,還會使瑞士作為安全談判場所的聲望蒙受損失。”

因此,瑞士必須權衡利弊。 “也就是說,反間諜並不是瑞士的首要任務。”Guitton認為,瑞士應該精力集中對付那些針對瑞士及瑞士企業的間諜。

瑞士也正是這麼做的。去年,俄羅斯對斯皮茲實驗室和洛桑的反興奮劑中心開展了非同尋常的間諜活動,對此,聯邦委員會(瑞士政府)外部链接(德)和外交部(德)立刻採取了干預措施。瑞士情報局局長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俄羅斯“越過了紅色警戒線”。 “我們要讓俄羅斯當局看看,我們是掌控著全局的,你們別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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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瑞士情報局有303個全職員工(德)外部链接,2018年大約有314個全職員工,而2015年只有266個全職員工。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外部链接,瑞士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很少。 “情報局小巧精幹,效率高,”瑞士情報局的官方網站上這樣寫道(德)外部链接

根據政府賬單,2017年瑞士情報局的總花銷(包括各項開支與投資)為7450萬瑞郎,2018年為7720萬瑞郎。 2019年的預算接近8000萬瑞郎(德)外部链接

與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相比,瑞士情報局並沒有多大權力。這也是為什麼瑞士對外國間諜具有具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一直以來,間諜們特別偏愛中立國瑞士的自由主義氛圍。出入瑞士邊境簡單方便,外國間諜在瑞士幾乎不受到任何監視,”前瑞士情報局局長Peter Regli在接受《新蘇黎世報》(德)外部链接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新的情報法於2017年生效之前,瑞士情報局的權力明顯小於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情報機構,” Guitton證實道:“可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至少在理論上不一樣了。”新的情報法賦予了情報機構更多監視的可能性:比如,情報局可以在私人住宅里安裝竊聽器,可以監聽電話,還可以闖入個人電腦。

批評人士認為情報局的權限過大。 “新法的許多規定違反了憲法和國際法,因為它超越了最高法院劃定的界限,”退休的法學教授Rainer J. Schweizer(德)外部链接說。 “人們沒有問詢權,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到法院起訴。這非常不利於保護公民基本權利和維護人權。”

1989年,“卡片案”遭到曝光。瑞士在缺乏法律基礎的前提下,大約從1900年開始,為9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卡片”),也就是說,每20個瑞士人中和每3個外國人中就有1個人(德)被監視。情報局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對左派人士、工會成員、軍隊和核電站的批評人士進行了重點監視。檔案的內容雞毛蒜皮,從中不難看出,大多數被監視者對國家安全毫無威脅,比如,一位議員的檔案上有這樣一則記錄:“她喜歡晚上喝啤酒。”(德)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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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又一件醜聞大白於天下。情報局在未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德),在數據庫中為20多萬人建立了檔案。檔案的許多內容根本無足輕重。在遭到監察部門的斥責後,情報局承諾,銷毀所有不必要的在冊檔案。

一系列意外事故(德)外部链接貫穿著瑞士情報局的歷史。從以下三件非常令人難堪的糗事中可見一斑:

2012年,瑞士情報局的一名工作人員竊取了敏感度極高的數據,其中包括與國外情報機構合作的細節。他本打算賣掉數據,發筆橫財,可是在瑞銀開賬戶時,引起了一名細心的銀行職員的注意,該職員把此事報告給情報局,這才避免了一場危機。而當時,瑞士情報局並沒有相應的風險管理機制。

還是在2012年,媒體報導,居然任何人都能在互聯網上搜索到時任瑞士情報局局長Markus Seiler的手機號碼。原來Markus Seiler到情報局就任後,忘了變更過去使用的手機號碼。

Markus Seiler,時任瑞士情報局局長,攝於2015年。
Markus Seiler,時任瑞士情報局局長,攝於2015年。 Keystone / Peter Klaunzer

2016年,瑞士情報局網絡處處長首次接受了媒體採訪,而且是匿名採訪。其實,你只要上谷歌搜索,就可以確認接受采訪者的真實身份。因為他的姓名和職務出現在了某個會議的公開議程上。更令人難堪的是,發現並公佈此事的竟然是Qaasim Illi(德),而此人為瑞士伊斯蘭中央委員會的發言人,他關注的重點就是瑞士的情報系統(德)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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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asim Illi,瑞士伊斯蘭中央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出席2016年的一場活動。 © Keystone / Peter Schneider

儘管瑞情局不願證實,但是根據媒體報導(德),2016年8月,瑞情局阻止了一起發生在瑞士本土的劫持案。據稱,一名土耳其間諜在一名居倫運動支持者的飲料中投放了一種新型毒品-Happy粉,以便讓土耳其情報組織順利將此人劫持。瑞士情報人員對土耳其間諜進行了跟踪調查並破壞了原定劫持計劃。瑞情局可能還有其他作為,但是情報機構的性質決定了-即使是了不起的成就,也要保密。

“我對聯邦情報局顧慮重重”,法學教授Rainer J. Schweizer說。原來,教授本人曾在監管機構工作了約10年,對情報機構有直接了解。 “我見過太多違法事件,也看過太多隨心所欲處理情報的案例。”

Schweizer教授對瑞情局獲得的更大權限也持懷疑態度。 “現在,情報局不再關注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比如,反間諜、打擊非法武器交易、抗擊暴力極端分子及恐怖主義等,” Schweizer介紹道。相反,情報機構關注起一些相對模糊的領域,比如所謂的威脅瑞士金融市場和其他各種“威脅論”。 “情報機構可以在沒有任何違法嫌疑的情況下,出於政治原因,在瑞士收集情報,並做出判斷,” Schweizer指出:“另外,情報機構的所有行為都是秘密的、完全不透明的,民主國家不應該准許這種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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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情報局原本具備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情報機構的先決條件。 “我們不像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那樣,監視反對派、暗殺記者。我們的工作是分析研究,並為聯邦委員會提供信息,”前瑞士情報局局長Peter Regli 向《新蘇黎世報》(德)外部链接介紹道。

可是,多數瑞士人對情報局還是持懷疑態度。 Guitton認為,這是媒體不了解情況以及媒體的不准確或不真實報導造成的。 “一提起情報局,人們就想起了“卡片案”,可見,很多細節都被忽略了,這其中就包括議會的角色。”瑞士要像其他國家那樣在大學裡設立研究情報機構的教授職位,出版更多的學術著作,以加強人們對情報工作的了解。

“我也許是全瑞士被看得最緊的人,”情報局局長(德)外部链接Jean-Philippe Gaudin在去年秋天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前情報局局長Peter Regli告訴《新蘇黎世報》(德)外部链接記者:“瑞士情報局是全世界監管最嚴的情報機構。”

的確,新的情報法加強並擴大了監管範圍。有多個部門對瑞情局進行監督:瑞情局內部設置有監察部門,此外,還有其他獨立的監管機構。對於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問題,由聯邦委員會對情報局進行監督。另外,聯邦數據保護專員對情報局在瑞士獲取數據的合法性進行監督,議會商務審查代表團對情報局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進行監督。最後,議會財務代表團還委託財政監管部門每年對情報局的賬目進行核查。

儘管如此,Schweizer教授還仍然心存疑慮,比如,獨立的監管機構下設在國防部。 “跟情報局內部的監察部門相比,這個機構有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它還是無法借助公眾的力量與聯邦情報局進形成有效的抗衡。”到目前為止,民眾對這個監管機構還一無所知。 “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議會商務審查代表團,這個機構精乾而高效。” 代表團在處理瑞士間諜Daniel M.的案子中(德)外部链接大顯身手,而這名瑞士間諜曾對德國稅務審查員進行了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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