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二次公投？重複投票的瑞士經驗
脫歐公投三年之後，英國對脫歐問題的態度仍然兩極分化。舉行第二次公投究竟會撫平分歧，還是會造成更多矛盾？專家稱，也許瑞士民主有些經驗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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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英國即將舉行大選，就脫歐問題舉行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仍未削弱。雖然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並不打算舉行二次公投，但他若不能在12月12日的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多數選票，而新議會中各黨派勢均力敵的話，那麼他可能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與此同時工黨表示，一旦上台肯定要舉行二次公投。而根據YouGov的最新民調(英)外部链接，47%的公眾傾向於達成脫歐協議，29%則表示反對。
二次公投對民主意味著什麼？
不難想像，一定會有人稱其為“犯規”或是“背叛民意”；西敏宮(即英國國會大廈)外早已有眾多的標語牌做出這類指責。
聖加侖大學(University of St Gallen)比較政治學教授帕特里克·埃梅內格爾(Patrick Emmenegger)指出，這將取決於如何制定投票機制。
“出於哪些理由要舉行二次公投？是為在民意分歧的國家裡搭建橋樑？是要重新考慮脫離歐盟的決定？還是要在軟脫歐與硬脫歐之間做出選擇？”他說道。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是不要把投票表現為扭轉錯誤決定的一種途徑，如大約48%的留歐派所理解的那樣。準確地說，二次公投應該給予公民對脫歐協議的發言權，這個經過長期談判出台的協議-無論最終形式如何-將與2016年簡單的“脫歐”決定相去甚遠。
埃梅內格爾表示，直接民主的作用通常是“使折中方案合法化”，而非一勞永逸地開創“輸贏分明”的局面，這是非常“不瑞士”的做法。
對此佈魯諾·考夫曼(Bruno Kaufmann)表示贊同。這位直接民主活動家及瑞士資訊swissinfo.ch投稿人指出，當年脫歐公投的問題就在於，這是個“先於談判的投票”：未能提供明確的選擇，反而是令政客滋生出“極大的自不量力”的民意後盾。
但他也為英國人2016年的選擇做出辯護，認為它並非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毫無根據。脫歐的選擇是基於他們作為歐盟成員國公民幾十年下來非常真實的體驗。不過他說，儘管投票有可能變得苦澀與政治化，但對明確概括的協議做出“確認性投票”有助於建立其合法性。
瑞士人的“脫歐”
在瑞士，公民投票的次數要比多數國家更頻繁，直接民主運轉得也更順暢，這裡自然是少不了投票的重投與(有好有壞的)修改。
近年來最受爭議的案例便是2014年的公投結果-50.3%的選民贊成限制歐盟來的移民：一個“非常脫歐式”的故事，埃梅內格爾表示。
與英國脫歐一樣，這個勢均力敵的結果將瑞士推入困境：雖然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可瑞士同歐盟的緊密紐帶依賴於眾多協議及與之而來的交換條件，其中就包括歐盟公民在瑞士的流動自由。
因此在耗時兩年仍未說服歐盟做出讓步之後，瑞士議會實施了動議的“簡易”版，既不用築牆也不設配額：他們要求失業辦公室先把就業機會提供給瑞士居民，再給外國移民。
據埃梅內格爾透露，這種“溫吞吞的”實施辦法差點兒就通不過。背叛的抨擊聲此起彼伏。一位政治學家(多語)甚至試圖通過公投來挑戰這個決定-倒不是因為他反對歐盟，而是為了維護民主原則。
然而新法的實施並未受到右翼瑞士人民黨的挑戰，儘管該黨其實可以這麼做。恰恰相反，反對者做了重新整編，調查過形勢之後，提交了10萬個必需的簽名，準備迫使就類似但更極端的選擇進行投票：徹底廢除人員的自由流動。
這個問題一直延續下來。但它並沒有導致國家的兩極分化，如今還被壓縮成一個2014年曾做過暗示卻未挑明的根本性問題：瑞士是否應該拋棄同歐盟簽署的這個具體協議？選民將再次做出決定(英)。
聖加侖的“英國脫歐及以後”
瑞士民主能為脫歐後的英國提供哪些經驗？就人們對瑞士及海外直接民主的感知而言，英國當前的難題對此有何意義？ 12月2日，瑞士資訊swissinfo.ch和聖加侖大學組織的專題討論會上將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討論會的題目為-英國脫歐及以後：直接民主的局限與潛力(Brexit and Beyond: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Direct Democracy)。演講者包括帕特里克·埃梅內格爾、布魯諾·考夫曼，和瑞士德語區電視台SRF駐倫敦記者亨麗埃特·恩格伯松(Henriette Engberson)。門票可在線上預訂(多語)外部链接。
若非初見……
兩年內兩度出現的另一個議題是企業稅改。為遵從針對逃稅與財政公平的國際標準，政府迫於壓力提出了一整套修改措施草案，於2017年2月交由全民公投。
該計劃被選民否決(英)，政府再次與直接民主迎頭相撞：民眾意見與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公然抵觸-要從錯綜複雜的層層義務中脫身不但困難還有傷害。
解決辦法？他們重新表述了問題，兩年後再度交給民眾，不過這次確保得到各黨派更廣泛的支持(尤其是第一次曾激烈反對的左翼社會民主黨)，以及將之與另一個熱門議題-養老金改革-聯繫起來。
批評之聲確實也有：既有對兩年內讓人民就一個議題兩度投票的嗤之以鼻，也有對把兩個政策領域“硬性綁架”的憤憤不平。
然而儘管有這樣“不神聖的”議題結合，考夫曼卻說，議會裡反复討論出的協商與修訂，正是瑞士民主成功因素的組成部分。
他指出，稅改被視作必須要做的事，所以問題更多牽涉到“怎樣”而非“如果”。因此他們找到了一種政治配方，並將其呈交民眾-而民眾若是認為養老金甜頭是在耍花招，那麼也完全有權拒絕這個方案。
但他們沒有這麼做。投票順利通過，現在(作為瑞士國家制度的另一件怪癖，)每個州要對實施新稅制在本州的版本進行投票。
人人都是贏家？
這些都不是孤立的案例。有些議題在瑞士反覆出現：產假、女性選舉權、外國移民、選舉制度改革，等等。當涉及到何時某個投票具有永久約束力，以及何時應該對其重做考慮之時，其實並沒有不容改變的規則。
有種看法認為就英國脫歐重新投票將是一次對民主的背叛，面對這種看法埃梅內格爾很清醒。 “52%的投票結果並不能被視作最後勝負，把任何有不同意見的人當作公敵對待，這是對民主狹窄、追逐私利的看法，”他表示。
與此相反的是瑞士模式取得的成果-通過公眾的投入、議會的基礎工作和定期的投票-形成了一種無所謂“贏家輸家”的狀況，考夫曼指出。或者就算有輸家，他們也是曾加入到決策過程之中的“快樂的輸家”。
相比之下，英國歷來就缺乏直接民主的經驗，這使得英國被一次全民公決而非具有約束力的全民公投搞得兩極分化，在考夫曼看來，那次不過是英國人的一次“全民意見”表達。
事情能否平靜下來還很難預測。有人希望(英)英國脫歐會促成民眾對民主參與產生更為健康的欲望，而考夫曼認為這已引發一項轉變：更多人已經找到一個聲音。
不過就目前而言，“英國政治的問題會讓大多數人成為輸家，而贏家只是少數，”他說道。会让大多数人成为输家，而赢家只是少数，”他说道。
(翻译：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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