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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自杀-安乐死


帮助厌世的老人离开人世


作者:Ariane Gigon, 于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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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解脱(Exit)组织为459人提供了安乐死服务。 (Keystone)

2013年,解脱(Exit)组织为459人提供了安乐死服务。

(Keystone)

两家协助自杀机构有意开展新的服务项目,向那些并未患有绝症、但饱受其他痛苦的老年人提供死亡陪伴服务。医生和伦理专家担心这种服务会在执行中出现偏差。

5月24日,在苏黎世“解脱”(Exit)机构的成员大会上,大约700人表示同意向机构管理层赋予新使命:这家瑞士德语区协助自杀机构决定设立新的服务项目-向“与年龄因素相关的自愿死亡”者提供帮助。

这一诉求也许会让很多人惊讶不已。瑞士已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拥有医疗证明)进行自杀协助的国家之一。

这些被称为“医疗手段辅助下”的自杀是各民间组织的服务范畴,而这一现象引起的争论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关的政治导向大相径庭,有的主张禁止,有的要求限制,有的又希望自由化。至今,没有任何改变相关刑法的政治意图达到了目标。

而自杀协助组织则时常收到老年人的请求-这些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并未患有绝症,身体也没有忍受着不堪的痛苦;但他们患有“多重疾患”,也就是说,各种引起机能退化的疾病。

瑞士德语区Exit组织的副主席Bernhard Sutter解释道:“对于医疗检查,90多岁的老人和40多岁的中年人不会有一样的承受能力。很多情况下,医生本不需要仅仅为了了解病人的意愿而重复所有原已做过的身体检测。”

放宽医学检控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解脱”组织发起了讨论:“德语中‘自愿死亡’(Freitod)这个词,可以译作‘自主决定的、和年龄因素相关的死亡’。我们希望通过简化审批手续,让申请人可以更方便地从医生那里获得致命物质的处方。”

这个话题始于一位纳沙泰尔医生的例子:因为没有进行所有的医疗检测程序就为一位80多岁的晚期癌症病人开了致命药物的处方,他遭到法律追究。4月底,他被州级法院宣判无罪。

开放的瑞士

瑞士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不禁止安乐死的国家。只有出于自私的动机而协助他人自杀的人才会受到审判。但是,直接的主动安乐死在瑞士是被禁止的。

协助自杀组织要求申请人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能够提供诊断证明、安乐死的意愿持续而稳定,而且当事人了解除安乐死外的其他方案。

荷兰允许医生在其严格的条件下参与协助自杀。

医疗协助自杀在美国俄勒冈、华盛顿和蒙大拿州也具有合法性。

同样的改变在法瑞

虽然瑞士法语区Exit机构同德语区的同名组织相互独立,但其主席Jérôme Sobel同样明确道,他们也在“自杀协助的条件”上作出了补充规定,加进了“年龄引起的、造成机能退化的多重疾病”这一条。对于德、法瑞两家组织来说,相对于目前社会的需要来说,“绝症晚期”和“生命垂危”这样的标准过于严格,因为有些慢性疾病虽不致命,但病人一样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们也希望能得到解脱。

Bernhard Sutter表示:“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的不仅有癌症晚期,长期忍受日渐严重的听力、视力丧失和失禁也是一样。”对Jérôme Sobel来说,减轻病人痛苦是医生的职责。“但并不是所有的同仁们都认可这一观点,”他补充道:“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用尽一切医疗办法去维持生病就等同于对职权的滥用。”

快速增长

瑞士法语区的解脱(Exit)组织全称为“为了有尊严地死去”协会(ADMD)。其主席Jérôme Sobel透露,组织目前拥有约1.9万名会员。其成员数量,2012年为17'690名,2013年为18’564名,一年内增加了874人。

其68%的成员是女性,57.5%的成员年龄在51至75岁之间。 75岁以上的成员占总人数的34%,而50岁以下的人则仅占8.5%。

2013年,Exit ADMD组织收到252个安乐死请求,其中获得实施的有155个(2012年的数字为144个)。141个协助自杀在当事人家中实施,10个在紧急医疗协助机构进行,4个在医院进行。

德语区解脱组织2013年吸引了5000名新成员,总成员数逾7万人。

2013年,该组织为459人(267名女性和192名男性)提供了协助自杀服务。这一数字比2012年多了103人,比2009年多了292人。

安乐死病人的平均年龄保持在77岁。

在459次协助自杀服务中,40个在解脱组织的驻地进行,35个在医疗护理机构实现,其余均在家中实施。

该组织的最新报告指出:“这一趋势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被确诊患有严重疾病而选择安乐死。”

选择安乐死的第一大原因是癌症(178例),其他导因还有:年龄引起的多重疾患残障(97例)、心脏疾病(17例)、肌萎缩侧索硬化症(8例)、脑血管疾病(9例)、帕金森综合症(16例)、心理疾病(10例)和各种身体痛苦(37例)。

“提供其他可能” 

说到底就是医生职责的问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医生开出的诊断单。面对Exit组织的新使命,医生们表现出极大地保留态度。瑞士医生联盟(FMH)主席Jürg Schlup强调说:“上岁数的人可能会有想要离世的情绪,但当我们向他们提议进行姑息疗法、提高护理强度或项目之后,他们常常会打消自杀的想法。”

医生联盟主席担心,很多老人向Exit组织求助,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于亲朋来说变成了一种负担。“我们下了大力气,就是为了避免老人出于家庭压力或遗产问题而求助于安乐死的情况。只要有一点儿怀疑,我们都会拒绝他们的申请。”

Jürg Schlup评论道:“Exit组织可以对其服务范畴进行修改,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但我们不会支持。 ”他也无意掩饰自已对于过度自由化的担忧,并提醒道:“瑞士这方面的政策在世界上已经是最开放的了。”

在2014年初的机构报告中,瑞士医生联盟引用了瑞士医学科学院(ASSM)的有关章程,对于如何对待临终病人做了如下规定:“允许通过医学手段协助自杀,但它的实施属于特例范畴,必须要满足比在瑞士实行的协助自杀总则还要严格的规定”。

瑞士医学科学院强调:“协助自杀的情况在增多,该现象表明:全社会应该共同对此承担起责任,这一责任不该仅由医护人员来承担。”为此,科学院呼吁开展关于协助自杀实施条件的深入讨论。

维持原来的标准

新规定的引入会不会让本已呈增长趋势的安乐死请求激增?对此,Bernhard Sutter回应道:“不会,因为原来的实施条件并没有放宽: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持有坚定的意愿、患有一种或几种疾病,并且知道存在的其他方案。”

至于在开出致命物质处方前所要进行的医疗诊断,Exit组织不打算在近期做出规定上的改动。首先,专门工作组要对此进行调查分析。

解脱组织的副主席相信,随着人口老龄化,“安乐死的自由化趋势不可避免,因为即将步入老龄的这一代人一生都推崇自决权,在他们的晚年也不会例外。”

Bernhard Sutter指出:“过半数的安乐死都是由当事人的家庭医生定夺的,这是一大进步。”瑞士医生联盟和解脱组织都在热切地关注瑞士医学科学院的一项对5000名医生进行的、关于协助自杀的调研-其结果将于今年秋天公布。


(翻译:郭倢),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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