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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建筑师


瑞士曾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


作者:Igor Petrov, 于Wabern


 (swissinfo.ch)
(swissinfo.ch)

塔蒂亚娜是一位女建筑师,在伯尔尼和瑞士其他地方参与过非常多的建筑设计。她还能够清晰地记起,二战前后的瑞士,那时的食品券,以及艰苦的生活。

我乘上电车去往Wabern,那里是傍着伯尔尼的Gurten山下的一片绿色近郊。我拐入一条小巷,迎面而来的是一幢典型的、篱笆后掩着一个小院儿的两层小楼。然后我看到了一位娇小的、颤巍巍的老妇人,我马上认出,这就是塔蒂亚娜(Tatiana Decoppet)。

她带我进入客厅,我马上觉得,像是到家了。房间里堆满了书,直到地板上,有些书是俄文的,其中包括Tschingis Aitmatov、Leo Tolstoi和Anatoli Rybakov的。

关于父亲

86岁高龄的塔蒂亚娜依然精神矍铄。她的动作并不迅捷,但很稳重。我问她,她的姓来自哪里?这是她先生的姓,他是前联邦委员Camille Decoppet(1862-1925)的孙子。

刚开始的时候,她不太愿意谈起自己,而更乐于提及自己的父亲:Viktor Schütz (1886-1958),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自然科学动物学专业。她说德语,微微流露出一点伯尔尼方言的乡音。

1917年大革命时,她的父亲在巴黎。在俄罗斯发生的变革对她的父亲而言,则意味着失去了家乡。他必须开始新的生活,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瑞士,留在了伯尔尼。“这儿有一些我爸爸写的信,”塔蒂亚娜给我看一些泛黄的纸笺。它们是寄给Mikhail Rimsky-Korsakov (1873-1951)的,他是俄罗斯作曲家的儿子,自己也是昆虫学家。

Tatiana Decoppet

塔蒂亚娜的母亲Paula Oswald生于伯尔尼州的Bremgarten。因父亲-一位医生的健康原因,全家迁至提契诺州。Paula在那里长大。

之后Paula回到伯尔尼,并在伯尔尼大学卫生研究所工作。在那里她结识了Viktor Schütz,Viktor后来成为塔蒂亚娜的父亲。

塔蒂亚娜的丈夫Jean-Pierre Decoppet是Camille Decoppet的孙子,他于1912-1919担任联邦委员。与塔蒂亚娜一样,她的丈夫也是建筑设计师。夫妇二人多次共同参与项目。

因名字而羞愧

Schütz在1923年6月19日给Rimsky-Korsakov写到:“在伯尔尼的生活并不是很好。他们不想给研究工作过多的时间,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我每天做的只是为微生物学、寄生物学制版。而我就是靠这些生活的”。

她的父亲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故乡。“那时在瑞士的生活并不容易,”塔蒂亚娜说:“我还记得,妈妈对我的女同学们说,她的钱包里只剩5毛钱了,还要过到下个星期”。

“上初中的时候,我为我的名字感到羞愧,”她回忆道:“瑞士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当时外国人很少见。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感觉生活在异乡。有次为朋友庆生,当一位母亲得知,我也在场的时候,马上跑过来,看一切是否正常。她害怕,会发生一些事情…”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以后,很多瑞士的俄罗斯移民表现出对希特勒的支持。他们以为,希特勒可以摧毁布尔什维克。“我爸爸马上和这些人断绝了联系。我也对政治很感兴趣,但还是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跨过莱茵河的逃亡

“那时有很多战时俘虏,”她回忆说。“他们并未被关在集中营里,可以自由活动。我姐姐Katharina在当时很受欢迎,她会跳舞。而我只能做壁花-不过我一点都不嫉妒…”她笑着说,仿佛这些事昨天才刚发生过。

接着她给我看了很早过世的Katharina的照片。她曾是教师、广播电台编辑,而且还就歌德对Ivan Turgenev作品的影响,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照片是1942年照的,上面有三个人,塔蒂亚娜、Katharina,中间还有一位年轻男士,带着拘谨的笑容。

“他是乌克兰人,名字好像叫Boris。他在俄罗斯前线上身受重伤,并被德国人俘虏。他们给他治疗得很好,但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因为他们想知道,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体温下降时,如何得到最好的治疗。晚些时候,他找到机会从德国越过莱茵河逃到了瑞士”。

消失的微笑

“二战时瑞士对俄罗斯的兴趣很大。不过兴趣很快转淡,因为俄罗斯镇压了匈牙利起义(1956年),引起很多不满”。

“1945年底,苏维埃遣返委员会结束了在瑞士的工作,并为此在位于伯尔尼Brunnadernrain的俄罗斯代表处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我和爸爸一起去的,其实他一开始并不想去。那是一次真正的庆典,很多瑞士人也去了。他们简直是扑到了桌子上,这令我感到羞耻。但他们确实是饥饿难耐。在战争后期,就连瑞士也开始实施食物配给制了…”

她笑着,脸上忽然掠过一丝阴影。“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回家了,Boris也是。当然他们最终都到了西伯利亚,在集中营”。她沉默了。

我问起她作为建筑师的工作。她翻开她的文件夹,开始向我讲解那些显然已经久远的图纸。

最后的项目

“如今这是列支敦士登驻伯尔尼的大使馆。它曾经是德国实业家Sulzer的别墅。”她小心翼翼地翻着文件夹,我看了一眼标题:“列支敦士登大使馆,1楼…2楼…”在冷战时期,这些资料对于一个间谍来说,该是比金子还珍贵吧。

其他建筑还有:位于图恩湖岸边Spiez的餐馆。塔蒂亚娜很愿意谈起她风格多样的建筑:私家别墅、综合办公楼、餐厅…所有这些建筑,都是既实用又优雅,体现了伯尔尼20世纪后期的建筑风格。而且它的遗韵至今还可以在瑞士的其他地方找到。

她给我看一张莱蒙湖畔别墅的照片。“这是接受英国商人委托建造的,完工后我问他是否满意。他给了我一个非常英国式的回答:‘就算是我的私人设计师,也会是非常满意的!’”

那您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她建议我自己去看看。我们穿过狭窄的走廊,站在厨房里。“2年前,我把这里完全改建了。那堵墙原来在这里,”她边说边指了指,非常专业:“我把它给拆了,这样就赢得很多空间”。

告别的时候她又让我看挂在墙上的相框。像一百年前一样,玻璃板地下压着早已褪色的相片,上面用建筑和人组成了拼贴画。这墙因着这些画的衬托,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正是这些照片,把房子变成了家。


(译自德文:宋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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