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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双赢


细数"瑞士养儿"这笔账


作者:Chantal Britt


 (Keystone)
(Keystone)

在瑞士,保育是件费钱的事。不单是家长们得把一半的家庭收入花在照看子女上,就是托儿所经营者,要想营利也得努力奋斗。

为解决保育设施短缺问题,政府在2003年启动了一个刺激计划,投入4.4亿瑞郎(约合28亿元人民币)鼓励开办托儿所。这些资金令保育设施在原能容纳约5万名儿童的基础之上,在10年内又增加1.5万多个名额。

达丽娜·许尔利曼(Darina Hürlimann)也是从中受益的一位托儿所经营者。她于2008年创办Kita Matahari,一所位于伯尔尼富裕住宅区的小型日托中心。

育儿的代价

据瑞士托儿所联合会(KiTaS)介绍,瑞士有2000多家托儿所。其中大约90%是私营性质。这些托儿所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家长支付的费用。政府资助形式则为发放给保育中心、家长的津贴,或政府发行的保育“代金券”。

瑞士价格监管部门2011年的现场调查显示,全国各地公立托儿所的价格也参差不齐,从南方贝林佐纳(Bellinzona)的每天40瑞郎(约合257元人民币),到中部施维茨(Schwyz)的每天130瑞郎(约合836元人民币)不等。

伯尔尼与苏黎世两市私营托儿所每天的入托费在60瑞郎(约合386元人民币)到150瑞郎(约合964元人民币)之间。托儿所联合会估计,有政府补助的名额价格则在10瑞郎(约合64元人民币)左右。

瑞士价格监管部门的调查发现,托儿所运营者照看一个孩子每天的成本可达到170瑞郎。要维持经营,托儿所必须至少有80%的入托率,场地费用要支付得起,地段也要位于中心。

联合会估计,要开办托儿所,所长们要给每个入托名额投资4000瑞郎。这些成本中工资占到80%,运营与房租占去其余部分。月租金从1000瑞郎到7000瑞郎不等。

在12个孩子的簇拥下-其中也有她自己的孩子,她向记者展示了改建成两层、厨房餐厅共用一大间的宽敞公寓。政府津贴帮助支付了头两年的投资负债,但她仍然承认:“经营这家托儿所是个不营利的工作。”

这项工作需要多面手的能力。她大约70%的时间花在处理行政杂务上,包括工资声明、给家长的信件和伙食安排。

“无时无刻我都不能掉以轻心,绝不可以闲呆着。我还得一直兼顾着自己的价值观、计划与财务。”就在许尔利曼说话的时候,孩子们有的抱着她的腿,有的在摆设着现代家具的明亮房间里跑来跑去。

“要保证最佳利用率,名额空缺就必须在3个月内填补,到目前为止我总能做到。不赔钱就算是成功了。”

价格不菲

据瑞士托儿所联合会(KiTaS)会长塔琳·施多菲尔(Talin Stoffel)透露,多亏了这些新托儿中心,在较大型的城市,即使是仓促需要,一般要找到名额也还容易。但问题是家长的负担。

瑞士的托儿所

瑞士托儿所联合会会长、历史学家塔琳·施多菲尔介绍说,保育向来不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但是给4岁左右孩子提供的课后保育中心则属于教育系统。

2003年,政府承诺4.4亿瑞郎来支持增开托儿所,以帮助家长们调和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

托儿所联合会发行了一本300页的手册,给地区城镇之间各不相同的指南、规则与规定提供一套总纲。

有关机构规定了看管人的比例、员工培训的要求,以及保育设施的技术要求,包括对区域划分、卫生与消防等方面的市政建筑审查规则。

保育账单的80%是由家长自己掏,而城市里一个全日制名额的月费高达2500瑞郎(约合16036元人民币),或是年费接近4万瑞郎(约合25.7万元人民币)。

“开托儿所的运营成本跟其它国家不相上下,但家长分摊的部分却高出许多,” 施多菲尔解释:“一个孩子还勉强供得起,第二个就会让开销翻上一番,把许多家庭推向极限。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只付得起半托。”

找到名额

虽然在农村地区或是给婴儿找个托儿所的名额可能仍然不易,但近年来名额状况已大有改善,尤其是在城镇地区。每年8月大孩子进幼儿园时,托儿所的名额就更多。不过补助名额一般都有长长的等候名单。

沃州(Vaud)和弗里堡州(Fribourg)采用一套雇主向某基金缴款的做法,基金中有部分被用来资助托儿所。

瑞士其它地区则依赖于家长、机构或企业的私人行动。如果托儿所得到市政支持,瑞士体系才能运转。

保育网把保育机构、企业、科研人员和政府部门拉到一起,共同改善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某些市镇支持保育设施,是因为它们想吸引外国劳动力来就业。各大学与大型企业,例如瑞士邮政(Swiss Post)、ABB、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或罗氏(Roche),以及大学、医院或各地政府等机构,一般向员工提供个别解决方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就是因为无法保证托儿所名额,以致从海外聘请人员都连连失利。

托儿所的替代方式是保姆和互惠生,它的灵活性更大,如遇孩子生病也可一直陪伴左右。如果只是照看几个小时,家长们还可以把孩子交给学前游戏班或临时保姆,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照看大量儿童及长时间照料儿童。

“瑞士根深蒂固的普遍看法仍然是,孩子在上幼儿园前应该由家庭照顾,国家不应该介入私事,只有依靠第二份工资的穷人才应得到支援,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施多菲尔补充说。

3月份瑞士选民否决增开托儿设施的提案,也反映了这个现状。该提案既未能得到仍以农业为主的26个州的多数支持,又受到来自右翼的反对,声称提案除了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也是国家介入家庭事务。

她指到圣加仑大学经济学家莫妮卡·布特勒(Monika Bütler)所作的研究:该研究显示,对许多家庭而言,第二份收入并非资产,而是负债。她计算过,一位母亲若一周工作3天,那么她的工资会被托儿费用与附加税吞掉,在某些情况下,额外收入甚至会造成家庭收入的负增长。

根据2011年经合组织报告《家庭政策的改善》(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瑞士家庭的一半收入被用在儿童保育上,超出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他们分摊的部分几乎是第二名英国的两倍,是经合组织平均值12%的4倍多。

“这实在太贵了,”瑞士保育网(Swiss Childcare Network)主管米丽亚姆·韦特(Miriam Wetter)表示:“成本之昂贵直接影响到女性是否能支付得了家庭以外的保育费用,以及她们是否会要孩子的决定。”

缺乏足够津贴

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无权享受保育津贴。较低收入家庭可能有享受资格,但也并无保证。据伯尔尼市青少年福利办公室介绍,仅以该市为例,就有1000多个孩子在补助托儿所的等候名单上。专家称还需要更多津贴。

身为政治学家的韦特指出,诸位家长已经在掏着高价,而托儿所又不能降低成本。“我们只能通过增加津贴,来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

当政府推出2003年资助计划,承诺对这项工作的支持时,许多精通保育工作的人抓住机会开办了托儿所,施多菲尔一边说,一边回忆那时的“淘金”热潮。

“他们确实擅长自己的工作,但一朝开张,他们很快意识到,由于诸多行政杂务,令他们无法专心照看孩子,”施多菲尔解释说。

她提到,托儿所所长们的主要挑战仍旧是高素质员工的缺乏,和劳神费力的财务。

韦特坦言,许多遇到财政困难的托儿所得以继续存在,只是因为对名额的需求量很大。针对托儿所的短缺,还有很多小规模、本地化的解决办法。

托儿所属于中小企业。依据托儿所联合会发行的300页手册,妥善经营不仅需要显而易见的教育技能与保育观念,还需要对运营、卫生与安全的认识。韦特指出,所长们必需编写一套经营计划与预算,还要考虑质量管理、定价与营销。

将来的发展可能会转向更大型机构,以一个集中化的后勤部来支持多家托儿所,就像leolea日托组织从2003年起逐渐演变成的这种结构。该组织为伯尔尼和卢塞恩的多家托儿所提供单独管理的保育设施。

集中化的行政部门可以让托儿所所长们得以全身心投入保育工作。然而即使leolea也是非营利协会,该会执行秘书娜塔莉·克莱姆(Nathalie Klemm)表示:“即便有集中化成本结构,育儿设施也无法以营利方式经营。”


(译自英文:小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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